强了兴中会的实力。在推举首任会长（称“总办”或“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时，双方支持者争论激烈。最终，考虑到杨衢云在香港根基更深、人脉更广，更利于策划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的后勤工作（资金、武器、人员），他被推举为兴中会第一任会长。在1895至1900年间，他实际上是兴中会法定的最高领袖，地位在组织架构上高于孙中山。

    1895年广州起义因事泄失败，流亡海外的杨衢云于1899年在日本主动辞去会长职务，推举孙中山接任，以避免党内分裂，顾全革命大局。即便不再是会长，他依然坚定革命，1900年参与策划惠州起义，负责在香港接应。起义失败后，同志皆劝其出洋避祸，他却慨然言道：“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毅然返港任教，最终喋血课室。

    王月生知道，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廷对海外革命党的镇压更为残酷。香港作为革命党的重要基地，清廷通过驻港英领事馆与本地密探勾结，多次策划暗杀。据载，清廷曾悬赏五千两白银取其首级，陈林等凶徒，便是受雇的职业杀手。

    历史的后续，也如同他知晓的那样无力地展开：

    香港警方虽锁定凶徒，但在清廷驻港领事的干预下，主犯陈林仅被判处十五年监禁（后竟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其余同伙大多逃脱。清廷方面矢口否认关联，试图掩盖真相。

    杨衢云之死，震动香江。孙中山从日本发来唁电，痛彻心扉，誓言继承遗志。兴中会香港分会为其举行公祭，数千市民自发前往致哀。最终，杨衢云被安葬于香港薄扶林华人基督教坟场，墓碑上刻着“革命先驱杨衢云先生之墓”。

    王月生闭上眼，指尖揉着发胀的太阳穴。一种深深的忧虑萦绕心头——历史的惯性若真的如此顽固，自己在这前世殚精竭虑的所有布局、所有谋划，会不会在某个关键节点，因为某一件无法预料的小事，就像这次未能阻止的刺杀一样，导致自己也身死神消，让一切努力都归于虚无，重新被那既定的、沉重的历史轨道所吞没？

    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敬畏与一丝恐惧，在此刻，变得无比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