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印度北部，雨季的尾巴还在天空拖曳着沉重的湿气，但酷热已如蒸笼般笼罩着大地。亚穆纳河浑浊的河水缓慢流淌，对岸的平原在热浪中扭曲，更远处，是德里城郊被炮火和火焰蹂躏过的、死寂的废墟。而在河南岸，一道由沙袋、铁丝网、匆忙挖掘的战壕、以及利用废墟和废弃车辆构筑的简易工事组成的防线，如同一条肮脏的绷带，缠绕在首都的东北门户。这就是“恒河之盾”，由“人类文明生存委员会”印度战区指挥部（名义上由英印当局、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各土邦代表联合组成，实际指挥权仍掌握在英国军官和少数印度高级军官手中）仓促建立，用以阻挡从北方和东方蔓延而来的、混杂着“归零者”、克隆体和少量“基石战士”的恐怖潮汐。
阵地上，疲惫、绝望和疾病像瘟疫一样蔓延。士兵们——主要是印度士兵，包括来自旁遮普的锡克教徒、来自拉贾斯坦的拉杰普特人、来自马德拉斯的泰米尔人、来自孟加拉的穆斯林，以及少数英国、廓尔喀、缅甸籍士兵——挤在狭窄、泥泞的战壕里。他们的制服破烂，沾满泥污和可疑的深色污渍。许多人脸上带着疟疾或痢疾导致的蜡黄，眼窝深陷。装备五花八门，老式的李-恩菲尔德步枪保养状况堪忧，子弹配给严格受限，机枪和火炮更是稀少。最可怕的是士气——持续数月的撤退、溃败、以及面对那些打不死、杀不完、还经常顶着亲人或战友面孔的怪物的恐惧，已经让这支军队濒临崩溃的边缘。
“水……给我点水……”一个蜷缩在战壕角落的年轻锡克士兵喃喃道，他的头巾散开了，露出被汗水浸透的头发，嘴唇干裂起皮。
“没了，拉吉，”旁边的老兵，一个胡子花白的拉杰普特人，摇了摇空空如也的水壶，“送水的车昨天被那些‘东西’伏击了。英国人老爷说今天会空投，可天上连只鸟都没有。”
“我哥哥……”另一个士兵眼神空洞地望着对岸，“他在勒克瑙……昨天广播说，勒克瑙……没了。”
沉默。只有苍蝇的嗡嗡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不知是炮击还是什么东西倒塌的闷响。
突然，一阵不同于以往引擎声的、更低沉嘈杂的动静从阵地后方传来。士兵们茫然地抬起头，看到几辆破旧的卡车和几辆牛车，在少数持枪的国大党志愿者的护卫下，摇摇晃晃地穿过布满弹坑的道路，朝着前线驶来。卡车上堆着麻袋和木箱，牛车上似乎坐着人。
“补给？是补给吗？”有人挣扎着站起来，眼中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
卡车和牛车在阵地后方相对安全的一片空地上停下。从最前面一辆卡车的驾驶室里，先跳下来几个穿着朴素棉布衣服、戴着甘地帽的国大党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搀扶下一个身影。
那是一个极其瘦削的老人，几乎可以说是皮包骨头。他身高不足一米六，佝偻着背，身上只裹着一块简单的、洗得发白的土布，赤裸着双脚，踩在滚烫的沙土地上。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圆的钢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却异常明亮、平和，仿佛能看透人心的疲惫与恐惧。他手里拄着一根简单的木棍。他的出现，与周围残酷的战争景象形成了不可思议的、近乎荒诞的对比。
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象征，此刻，在国大党高层（尼赫鲁、帕特尔等）的激烈反对和英国殖民当局极度不安的默许下，以近七十岁的高龄，亲临这地狱般的防线。
阵地上一片死寂。印度士兵们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英国军官们从掩体里探出头，皱起眉头，低声交换着不满的意见。连那些痛苦的呻吟都暂时停止了。
甘地在助手的搀扶下，缓缓走到一辆卡车后面。他示意工作人员打开车厢。里面不是武器弹药，而是一袋袋面粉、大米、豆子，一箱箱粗糖、食盐，还有用油布包着的、珍贵的药品（主要是奎宁和简单的消毒剂）。另一辆车上，是干净的饮用水罐和简单的炊具。
“我的孩子们，”甘地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甚至有些嘶哑，但奇异地穿透了战场的嘈杂，清晰地传到附近每一个士兵的耳中。他用的是印地语，但夹杂着古吉拉特语的口音，许多士兵能听懂。“我不是来指挥你们作战的将军，也不是来给你们空洞许诺的政治家。我只是一个老人，一个和你们一样，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印度人。”
他示意助手开始分发物资。几个国大党志愿者跳上车，开始将一袋袋粮食扛下来，将一罐罐水搬下车。甘地自己则拿起一个木勺，颤巍巍地走到一个巨大的铁锅前——那是随行人员刚刚架起的——锅里煮着简单的豆子糊糊。
“我看到你们很疲惫，很饥饿，很害怕。”甘地一边慢慢搅动着锅里的糊糊，一边继续说，语气平缓，仿佛在村口的榕树下聊天，“我看到你们的伤口，看到你们眼中的绝望。这不是你们的错。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邪恶，是试图将人性从我们身上剥离的魔鬼。”
他舀起一勺糊糊，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