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本杰明注意到报告里的数字：2020年俱乐部营收约3.8亿欧元，负债却高达1.2亿欧元——鲁尔区的经济衰退和疫情的冲击，让这支老牌球队步履维艰。
您看这南看台。劳巴尔主席指向球场的黄色海洋，即使在休赛期，仍有球迷举着围巾唱歌来到球场做客，他们能在0-4落后时坚持唱到终场，这样的热情，值得被投资。他顿了顿，语气带着试探，如果贞观集团愿意注资，我们可以开放胸前广告和青训营的冠名权。
参观球员食堂时，厨师长端上了多特蒙德特色的矿工炖菜，土豆、牛肉和卷心菜炖在粗瓷碗里，香气厚重得像鲁尔区的煤烟。凯尔笑着说：以前矿工下井前就吃这个，现在我们的球员赛前也吃一点，能扛住90分钟的奔跑。
唐·本杰明尝了一口，暖意从胃里漫上来。他看着墙上球员们的合影，从20世纪的黑白照片到如今的彩色影像，黄黑条纹的球衣像条纽带，串起了这座城市的记忆。
说实话，我很欣赏多特蒙德的精神。唐·本杰明放下勺子，语气诚恳，但投资足球需要长期投入，而我的重心在其他方面，或许会考虑足球，但是起码不是现在。他看向瓦茨克，德甲的财政公平法案和50+1政策，都与我们的投资逻辑不太契合——我不想做让球迷失望的事。
劳巴尔主席的眼神暗了暗，却还是保持着风度：理解。能来参观就是对我们的认可。他递过一件11号球衣，背后印着唐·本杰明的名字，留作纪念，希望有天能在看台上看到您。
离开球场时，看到南看台的一小部分球迷忽然唱起了队歌，旋律粗犷得像矿工的号子。唐·本杰明摇下车窗，黄黑相间的围巾在风中飞扬，他明白，这里的热情不需要资本浇灌，自有鲁尔区的血脉滋养。
同一时间，米歇尔的车正驶向法兰克福郊外的密林。黑色轿车穿过三道铁门，每道门前都有穿制服的守卫敬礼，铁艺大门上的家族徽章在阳光下泛着冷光——那是支握着五支箭的手，象征着罗斯柴尔德五兄弟的团结。
这里是家族在德国的主宅之一，建于1818年。司机低声介绍，占地约300英亩，有12栋主楼，67间客房，花园里的喷泉是意大利工匠1820年打造的。
车停在主宅前，白色的巴洛克建筑像浮在绿海上的宫殿，廊柱上的浮雕是希腊神话里的海神，与汉堡港的船锚形成隐秘的呼应。管家早已等候在台阶上，银灰色的燕尾服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手里捧着本皮质访客簿：贝蒂小姐，恭候多时。先生在书房等您。
走进主宅，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倒映着穹顶上的油画——画中是19世纪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围着一张巨大的圆桌，桌上摊着欧洲地图，每个人的指尖都落在不同的国家。走廊两旁的展柜里，摆着拿破仑时期的金币、维多利亚女王的银质茶具、甚至还有块来自中国的乾隆御墨，标签上写着1821年购入。
这些只是家族收藏的千分之一。管家轻声说，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几乎听不见，主宅的地下酒窖藏着3万瓶葡萄酒，最老的是1787年的拉菲，当年为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定制的。
书房的门是整块橡木打造的，管家推开时发出沉闷的声响。负责人坐在巨大的红木书桌后，面前摊着份19世纪的债券合同，羊皮纸的边缘已经泛黄。他抬起头，银灰色的头发与赫尔曼·舒尔茨有几分相似，只是眼神里多了些金融家的锐利。
米歇尔，好久不见。他的英语带着德语的严谨，每个单词都像经过精确计算，你父亲最喜欢的那把扶手椅，我为你留着。
书房的角落，一把深绿色的皮革扶手椅格外醒目，扶手上的铜钉被磨得发亮。米歇尔坐过去，指尖抚过磨损的皮革：父亲说，1998年他就是在这把椅子上，和您敲定了东欧的合作。
他笑了，按下书桌上的按钮，暗格弹出，里面放着两杯白兰地：1815年，我们家族就是靠传递滑铁卢战役的消息发家的——比伦敦早了两天知道结果。他晃动着酒杯，琥珀色的酒液在杯壁上挂出细长的痕，金融的本质，永远是信息差。
米歇尔没有接话，只是看着窗外的花园。喷泉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穿黑色制服的园丁正修剪 hedge（树篱），动作精准得像在用圆规画圈。远处的马厩里，几匹纯血马正悠闲地甩着尾巴，马夫的制服上绣着家族徽章，与管家的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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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庄园有76名佣人，他仿佛看穿了米歇尔的心思，但我们一年也住不了几个月。大部分时间，这里安静得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他顿了顿，语气转沉，你父亲的那些合作，我们愿意继续，但需要调整分成比例——毕竟，现在的市场和他在时不一样了。
米歇尔点头，从包里拿出文件：具体的调整方案在这里，我保留了父亲最在意的那几个东欧项目，其他的可以按市场行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