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对内营建东都洛阳、开凿大运河，对外三征高句丽，徭役赋税苛重至极，百姓早已不堪重负。河北地区地处运河要道，又是征辽大军的粮草转运枢纽，官府为赶工期、凑军需，常派衙役四处抓丁，甚至拆毁民房以充木料，无数农户家破人亡，“父子离散，饿殍遍野”成为当时的常态。漳南虽地处河北东南部，却也未能幸免，当地百姓既要承担运河漕运的劳役，又要缴纳沉重的军粮赋税，不少人被逼得卖儿鬻女，仍难抵官府催逼，反抗的火种早已在民间埋下。
徐哲本是漳南当地一名普通农户，为人豪爽仗义，平日里常帮邻里排解纠纷，在乡中颇有威望。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第三次下令征调河北百姓从军，漳南县令为完成征丁指标，竟将老弱妇孺也纳入征调名单，若有违抗便以“抗旨”论处，派兵强抓。徐哲的兄长因常年劳作染病在床，仍被衙役强行拖拽，最终病死在前往军营的路上；家中仅有的三亩薄田，也因无力缴纳赋税被官府没收。家破人亡的痛苦，加上对官府残暴的愤怒，让徐哲彻底看清了隋朝统治的腐朽，他深知若不反抗，漳南百姓终将沦为官府压榨的牺牲品。
同年秋天，徐哲秘密召集了乡中数十名同样遭受官府迫害的农户，他们在漳南城外的一片茂密芦苇荡中举行了一场庄严的歃血为盟仪式。在这个充满神秘和紧张气氛的地方，徐哲站在众人面前，神情凝重地宣布正式举起反隋大旗。
他的声音在芦苇荡中回荡，仿佛带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我们受够了官府的压迫和剥削！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必须起来反抗！”他的话语激起了在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愤怒和勇气。
徐哲接着高呼起义的口号：“杀贪官、分粮仓、救百姓！”这个口号简洁有力，迅速传遍了周边地区，引起了广大百姓的共鸣。人们纷纷响应徐哲的号召，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
短短十余日，起义队伍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从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上千人。徐哲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兵法韬略训练，但他凭借着对百姓的深切了解和对正义的坚定信念，成功地领导着这支起义军。
徐哲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为起义军定下了三条严格的规矩：不抢掠百姓财物、不伤害老弱妇孺、缴获的粮食优先分给饥民。这些规矩不仅体现了徐哲的仁爱之心，更让起义军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每次攻占乡镇后，徐哲都会亲自带领士兵打开官府粮仓，将粮食分发给穷苦百姓。他看着那些饥饿的人们领到粮食时脸上露出的感激和喜悦，心中充满了满足感。而对于那些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徐哲则毫不留情地严惩不贷，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漳南附近的饶阳县尉曾率军前来镇压，徐哲利用当地熟悉的地形，在饶阳城外的沼泽地设伏，一举击溃官军，斩杀县尉，缴获了大量兵器和粮草，起义军的声势也随之壮大。
当时的河北地区，反隋起义已呈燎原之势：窦建德在漳南（后迁乐寿）聚众起兵，自称“长乐王”；张金曾在清河（今河北清河）起义，麾下兵力达数万人；高士达则在蓨县（今河北景县）举事，威震河北中部。徐哲的起义军活动区域与窦建德相邻，两支队伍相距不过百里，面对隋军的围剿，双方曾多次相互支援。大业十三年（617年）春，隋将薛世雄率三万“涿郡兵”南下镇压河北起义，兵锋直指窦建德的根据地乐寿。窦建德兵力不足，派人向徐哲求援，徐哲毫不犹豫，亲自率领两千精锐起义军星夜驰援。
在乐寿城外的战斗中，徐哲率军从隋军侧翼突袭，利用隋军阵型混乱之机，斩杀隋军将领数人，烧毁隋军粮草营帐，为窦建德主力部队发起总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隋军大败，薛世雄仅率数百残兵逃回涿郡，河北地区的隋军势力受到重创。战后，窦建德亲自接见徐哲，欲与他合兵一处，共图大业，徐哲考虑到自己的队伍多为漳南乡亲，若离开故土恐人心涣散，便婉言谢绝，只与窦建德约定“互不侵扰、共抗隋军”，随后率军返回漳南，继续在当地扩充势力。
徐哲返回漳南后，并未满足于占据一隅，而是积极联络周边的小股起义军，提出“联弱抗强、共保乡土”的主张。在他的努力下，漳南周边的数支起义军纷纷归附，徐哲的兵力一度达到五千余人，控制了漳南、东光（今河北东光）、南皮（今河北南皮）一带的乡镇，成为河北东南部一支不可忽视的反隋力量。他在统治区域内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废除隋朝的苛捐杂税，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恢复生产，同时组织士兵开垦屯田，实现粮草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