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哲的脸色有些难看，他调出R-734的系统后台：“我们可以增加‘情绪识别灵敏度’，但这需要收集更多老人的生理数据——心率、血压、微表情，甚至睡眠时的脑电波。可上个月，就有家属投诉我们‘过度采集隐私’。”
陈敬之指尖敲击着桌面，陷入沉思。他想起周明远抓着机器人手臂的样子，想起赵佩茹对着机器人念叨儿子的神情，还有那些投诉信里的字句。技术的进步似乎总在制造新的矛盾：要精准护理就难有情感温度，要情感关怀就可能侵犯隐私，要尊重意愿又可能违背医疗规范。
“或许我们需要一套专门的伦理服务准则。”张教授突然开口，“不是简单的技术参数，而是明确机器人在各种伦理困境中的行动边界。”他的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瞬间激起了层层涟漪。
第三章 准则初稿的诞生
接下来的一周，陈敬之的办公室成了临时作战室。苏晓棠带来了一线护理的鲜活案例，李哲提供了机器人的技术实现边界，张教授则查阅了国内外所有相关的伦理文献，连欧盟去年出台的《机器人伦理宪章》都翻成了中文。
“第一条必须明确‘生命至上’。”苏晓棠在白板上写下大大的标题，“无论任何指令或程序，只要检测到老人生命体征异常，机器人必须优先执行急救措施，同时联系人工护理。”她想起有次机器人为了完成“整理床铺”的指令，无视了老人突发的胸痛，直到人工巡房才发现险情。
李哲在旁边补充：“但需要定义‘生命体征异常’的阈值，比如心率超过120或低于50，血压波动超过基础值30%。否则机器人可能频繁误判，影响正常服务。”他调出传感器的技术参数，与苏晓棠反复确认数值范围。
陈敬之则盯着“隐私保护”这一项陷入纠结。机器人需要收集老人的日常数据来优化服务，可这些数据如何存储、谁有权查看，一直是争议焦点。赵佩茹的案例就是教训——她的情感状态数据被系统自动同步给家属，反而造成了老人的心理负担。
“应该设立‘数据分级授权’机制。”张教授提出建议，“医疗数据需家属和老人双重授权才能查看，情感数据则完全由老人自主控制。机器人必须在每次采集前进行语音提示，比如‘即将记录您的情绪状态，是否允许？’”
“可有些失智老人无法清晰表达意愿怎么办？”李哲提出疑问，“我们做过测试，认知障碍患者对授权提示的响应率只有41%。”
这个问题让讨论陷入停滞。陈敬之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花园里的场景：R-734正陪着赵佩茹晒太阳，机器人的机械臂缓慢地翻动相册，每翻一页都停顿三秒，仿佛在等待老人的回忆。阳光落在机器人的金属外壳上，反射出柔和的光晕，竟有了几分暖意。
“或许可以引入‘代理决策人’制度，但必须明确代理边界。”陈敬之转身说道，“失智老人的近亲属可作为代理决策人，但只能处理医疗相关数据，情感数据即使代理授权也不能查看。同时，机器人需定期向伦理委员会提交数据使用报告。”
这个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接下来的两天，他们又细化了“情感响应”“责任划分”“服务终止”等条款。比如在“情感响应”中明确：机器人不得编造虚假信息安慰老人（如谎称家属即将来访），但可进行“陪伴式回应”（如“我在这里陪您”）；在“责任划分”中规定：因程序缺陷导致的事故由生产方负责，因人工指令错误导致的问题由指令发出者承担。
初稿完成的那天晚上，陈敬之把文件发给伦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邮件标题写着：“请让机器人的关怀，既有尺度，又有温度。”
第四章 试运行中的风波
准则试运行的第一周，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周明远的女儿周芸来探视时，发现R-734拒绝执行她下达的“给父亲喂半块蛋糕”的指令。“我父亲最喜欢吃奶油蛋糕，偶尔吃一点怎么了？”周芸对着机器人发脾气，手指重重戳在它的操作面板上。
“检测到用户血糖值6.8mmol/L，超出安全范围，喂食高糖食物不符合医疗规范，且未获得医疗顾问授权。”R-734的警示灯再次亮起，同时自动联系了苏晓棠。
苏晓棠赶来时，周芸正红着眼眶翻找护理记录：“以前护工都会偶尔给我父亲吃一点，你们这机器人太死板了！”
“周女士，这是新实施的伦理准则规定。”苏晓棠耐心解释，“周爷爷上周血糖波动较大，医生特意嘱咐要控制糖分摄入。如果您想给老人吃零食，需要先向医疗顾问申请，评估后才能调整饮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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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芸却不依不饶：“我是他女儿，难道还会害他？你们这准则根本不尊重家属的意愿！”她掏出手机就要录像，声称要向媒体曝光“机器人虐待老人”。
陈敬之接到消息匆匆赶来，他没有直接解释准则，而是打开了R-734的服务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