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妥协，而是源于一次次高层课堂的冲击。

    副校长李建在 “政策落地与基层创新” 课上举的例子至今清晰：

    西北某县为了引新能源项目，突破环保红线，看似是 “急功近利”，实则是受限于财政压力与考核指标。

    “基层的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

    李建当时说的话，此刻在君凌心里愈发清晰，

    “你在 Y 市卡洪家的环保审批，要先想明白，周边省份的同类项目是不是都守了规矩？上级的能源配额有没有给足基层缓冲空间？”

    以前他只觉得 “守规矩” 是天经地义，现在才懂 “守规矩” 需要多大的体系支撑。

    既要对抗既得利益的阻挠，也要理解基层执行的难处，更要懂得在全国政策的框架里找突破口。

    就像韦平当初拒洪飞时说的 “韦家不碰有争议的项目”，不是怯懦，而是看懂了 “违规的短期利益换不来长期安稳”。

    “在想什么？”

    韦平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份 “青年干部座谈会” 的邀请函。

    “下周老领导牵头的会，一起去听听？据说要聊秀水省的产业升级，说不定能看到洪家的新动作。”

    君凌接过邀请函，目光落在 “秀水省” 三个字上，指尖轻轻敲击：

    “正好，我整理了 Y 市的民生项目与能源需求的对接方案，想听听你的意见。以前只敢想‘怎么把项目做好’，现在觉得，得先想‘怎么让项目符合全省的盘子’，不然就算顶住了洪家，也可能卡在上级审批上。”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