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点：取经的“终极目的”：如来推动“佛法东传”的核心目的，是让佛教在南赡部洲（大唐）扎根，从而扩大佛教影响力，平衡天庭（道教）的势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故事”的护法者——悟空大闹天宫的“前科”，使其成为最佳人选：他既有足够的神通降伏路上的妖怪（多数是佛道两界的“关系户”，本质是“考验”），又因“戴紧箍咒”而受制于唐僧（确保其“听话”），最终在取经成功后被封为“斗战胜佛”，成为佛教在东土的“活招牌”。
从这个角度看，菩提祖师传艺悟空，本质是如来“佛法东传”计划的“第一步”——培养核心护法者；如来压悟空于五行山，是“第二步”——打磨其心性；启动西天取经，是“第三步”——完成佛法传播与悟空的“正果”。整个过程环环相扣，若没有菩提祖师这个“起点”，后续的所有情节都将失去支撑，而只有如来分身，才能确保这一计划的连贯性与保密性。
此外，如来在《西游记》中多次以“分身”示现，如在狮驼岭以“化身”降伏大鹏金翅雕，在灵山以“丈六金身”接待唐僧师徒，这为“菩提祖师是如来分身”提供了文本依据——如来既有能力化出分身，也有动机通过分身完成“隐秘任务”，而培养悟空，正是他最重要的“隐秘任务”之一。
第三种：在道教神仙体系中，东华帝君（又称“东华紫府少阳君”）是“男仙之祖”，掌管十洲三岛的仙籍，其形象与菩提祖师存在诸多深层暗合。这种猜想的核心依据，在于东华帝君“佛道双修”的特质、与方寸山相近的地理坐标，以及其作为“玉帝暗线”的权力角色——他既需平衡道教内部势力，又需为佛道融合铺路，而传授悟空神通，正是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根据道教经典《元始上真众仙记》记载，东华帝君是“青阳之气”所化，居“东海方丈仙山”，主管“男仙名录”，与西王母（主管女仙）并称“阴阳二神”。但与其他道教神仙不同的是，东华帝君的教法并非纯粹的道教修仙术，而是融合了佛教的“修心”思想——唐代杜光庭在《墉城集仙录》中描述东华帝君“常以清静无为为宗，以慈悲济世为念，虽居仙府，常化世人，或为沙门，或为道士，无有定相”，明确提到他“化身为沙门”（佛教僧人），可见其“佛道双修”的特质。
这种“佛道双修”的特质，与菩提祖师“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的授课方式完全一致。原着第二回中，祖师为悟空讲解“道字门中有三百六十旁门”时，既提到了道教的“采阴补阳、攀弓踏弩”（动门），也提到了佛教的“戒定真香、坐禅入定”（静门），更提到了儒家的“礼义廉耻、温良恭俭”（流门），这种兼容并包的教法，与东华帝君“或为沙门，或为道士”的无定相化现高度契合。
此外，道教典籍中记载东华帝君擅长“长生术”，《太平广记》引《集仙录》称其“传授长生之术，能令学者延年益寿，超越生死”，这与菩提祖师传授悟空“大品天仙诀”（长生不老术）的核心职能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东华帝君的弟子多为“跨教派”人物，如二郎神（道教神仙，却助佛教降伏悟空）、黑熊精（原为道教妖怪，后被观音收为守山大神，归入佛教），而悟空（石猴出身，先学道，后入佛）也符合这一“跨教派”弟子的特征，暗示其可能出自东华帝君门下。
道教典籍中，东华帝君的道场是“东海方丈仙山”，属于“十洲三岛”（道教神仙的隐居之地）；而菩提祖师的道场是“西牛贺洲灵台方寸山”，二者看似地域不同，实则存在隐性关联。
首先，“方丈仙山”与“灵台方寸山”的名称高度相似——“方丈”与“方寸”均指“心”（如“方寸之心”“方丈之室”），暗示二者的核心教法均为“修心”；其次，“十洲三岛”在《西游记》中并非固定于东海，而是“随天道变化而移动”，原着第二十六回中，东华帝君出场时提到“我这东华大帝君，居于方丈仙山，掌管十洲三岛仙籍，虽在东海，却能遍观三界”，可见其道场具有“流动性”，完全有可能在西牛贺洲化现“灵台方寸山”；最后，西牛贺洲作为佛教核心区，道教势力相对薄弱，东华帝君在此设立“隐秘道场”，既能避开道教内部（如太上老君）的猜忌，又能暗中培养“跨教派”弟子，为佛道融合铺路，这与他“平衡势力”的角色定位完全一致。
在《西游记》的权力结构中，天庭（道教）与灵山（佛教）是两大核心势力，而玉帝作为三界之主，需要平衡二者的关系——既不能让道教势力过大，也不能让佛教过于弱势。而东华帝君作为“男仙之祖”，虽属道教体系，却不直接隶属于天庭，是玉帝平衡佛道势力的“最佳暗线”。
第四种：尽管《西游记》成书于明代中期（约1500-1582年），《封神演义》成书于明代晚期（约1567-1644年），二者在创作时间上存在先后，但在民间传说与后世文学解读中，两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