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时，都刻意回避“夷夏”相关论述，只专注于训诂考据。

    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此案的故事：有说吕留良孙女吕四娘侥幸逃脱，苦练武艺后潜入宫中刺杀雍正帝；有说曾静被释放后，在故乡宣讲《大义觉迷录》时遭百姓唾骂。这些传说虽无史实依据，却反映了民间对这场文字狱的复杂情感——对吕留良的同情，对清廷的不满，以及对文字之祸的恐惧。

    雍正十年（1732年），吕留良案的余波渐渐平息，但它留下的阴影却笼罩了整个清代。杭州西湖边的文澜阁，曾藏有吕留良手稿的抄本，乾隆年间被查出后，阁中管理员被革职，藏书楼封闭三年。直到清末，才有学者冒着风险，从海外传回吕留良着作的残卷。

    此案成为清代文字狱的分水岭。此前的文字狱多因“谋逆”“谤讪”等具体罪名，此后则逐渐演变为对思想的全面控制。据统计，康雍乾三朝文字狱达一百六十余起，其中乾隆朝占一百三十余起，而吕留良案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历史学家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评价：“吕留良之狱，为清代文字狱之极峰。非仅诛其身，乃诛其心；非仅诛其一人，乃诛及天下之读书人。”这场由文字引发的血案，不仅摧毁了一个家族，更摧残了一代士人的精神风骨。当知识分子在笔墨间战战兢兢，当思想的火花在禁令中熄灭，这个王朝的文化生命力，也在看似稳固的统治下悄然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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