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佛教虽是外来的，但讲慈悲，何必全毁掉？”他建议“留大寺，精简僧尼”，被李德裕怼回去：“牛公又想和稀泥！”（《佛祖统纪》）

    这事儿本质是文化路线之争。李党推崇儒家礼法，瞧不上佛教；牛党不少人受禅宗影响，主张包容。牛僧孺在洛阳建了座“石竹寺”，亲自给佛像写碑文，说：“佛不是外人，关键在慈悲，毁寺庙不如教化人。”这温和劲儿，跟李德裕的强硬正好相反。

    七、身后评说：历史天平上的两败俱伤

    大中元年，李德裕被贬到崖州（今海南三亚），第二年就病死了。临死前写《穷愁志》，还在骂牛党：“牛僧孺这些人嫉贤妒能，把国家都搞坏了！”牛僧孺在洛阳听说消息，让人摆了酒席，却对着空座位叹气：“德裕公啊，你我斗了一辈子，最后谁也没赢。”（《云仙杂记》）

    《新唐书》评价得公道：“牛李都是贤相，可惜被朋党蒙蔽，最后两败俱伤。”宋人宋祁在传后说：“朋党这事儿，从科举开始，因权位壮大，最后把国家都坑了。”这场党争掏空了中唐的家底，等到黄巢起义时，牛李两党早没影了，只留下一句感叹：“赶走河北的叛贼容易，赶走朝廷的朋党难啊！”（《资治通鉴》）

    八、千年余响：科举与门第的世纪博弈

    如今河南伊川的牛僧孺墓，墓碑早风化得模糊了，只剩“唐故太子少师牛公之墓”几个字能认。当地百姓叫他“牛丞相”，传着“牛李斗智”的故事：说两人在洛阳下棋，牛僧孺用“马”代表科举寒士，李德裕用“车”代表士族门阀，下了三天三夜没分胜负，最后棋盘变成了龙门石窟的“下棋石”。

    从元和三年的对策到会昌年间的贬谪，牛僧孺的一生串起了中唐党争的核心矛盾——科举寒士和士族门阀的权力较量。今天再读他的对策，还能感受到那份“直言极谏”的勇气，而他与李德裕四十年的恩怨，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朋党案例就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的：“朋党这祸害，开头是君子争政见，最后却被小人利用，这就是唐朝衰落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