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是消费型组织，是不参与社会生产的，所以财富只能来自民间。
得益于塞国崛起，大明现在的经济状况至少有两个方面比原本要强：
一是海外分封诸王超过十位，让这些人出去自力更生，虽然带走了一些财富，但大大减少了朝廷的财政压力，土地兼并进程也得以缓解；
二是皇室和朝廷从海外贸易中获取了多得多的收益。
当然了，还有与塞国的土地交易获得大量现金，比如出售旧港发了几千万的财；塞国怀着各种不良动机的援建甚至送钱；印刷机械的引进导致【永乐大典】的印刷费用大幅度降低等。
朝廷收入多，花费也更大。想要应对来自塞国的威胁，必须要更多的钱！
朱高炽的团队可能深入研究了塞国发展模式，终于被他们找到一条捷径，就是土地财政。
想吃土地财政，是有先决条件的，要么有矿，要么就得推动城市化。
可是太祖爷搞的那套完全是逆城市化的，毕竟你一个农业帝国，商业活动也被压缩到极致，百姓各安其位便好，怎么还能到处乱跑？
朱高炽没有气魄废除祖宗成法，别说这会儿他还不是皇帝呢。
所以他的办法是适度松绑，具体来说呢，就是两京、北兵、南商。
和塞国依靠经济调动人口的作法不同，大明就直接用皇命摇人了。明年正式迁都时，朱棣就从南方迁了十万富户到北京，皇权之下，莫敢不从。
历史上的明朝也是有城市化的进程的，除了两京之外，扬州、苏州、温州、宁波、福州、广州等一批城市都先后迈入50万人口的级别。
塞国发展这么快，如今也就岷都、成都、重庆和升龙四座50万人口的大城市。
有了人口，商业和工业才有发展的基础。
朱高炽深知，国内富户就那么些，你填了两京，不过是剜肉补疮。最有可能快速城市化的地区，莫过于南直隶。
朝廷若想加速这一进程，那就得适度给民间松绑。
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搞“国中之国”，很有些类似后世的经济特区。具体说就是给南直隶等地特殊政策，把地方盘活，成为朝廷最重要的税源基地。
朱棣起先对此提法非常排斥，但朱高炽一句话就令他摇摆不定：
“与其今日给塞国割一块地，明日割一块地，不如我家自卖，尚能把钱攥到手里。”
这么说确实有些道理，塞国人喜欢什么样的地方？要么有资源，要么沿江沿海，交通便利。这些地方恰恰就是“南商”最活跃的地区。
至于北兵，与大明战略中心北迁有关。
也是朱高炽提出的第二个策略，总体就是调整、改革兵备。
强敌在外，分兵不如合兵，最好的做法是扩大京营，提高装备水平。相应的，就要裁撤地方卫所兵，把资源集中到一起。
卫所军户还是转为民户，是不是将这些人迁往辽东？那边土地肥沃，地广人稀。
还可依托塞国人留下的城堡群，发展出一些大城，带动北方经济。
北方最大的取暖问题，有赖技术提高，如今大规模使用煤炭已经成为可能，而且棉衣、棉被等御寒之物价格也降下来了，老百姓可以消费的起。
这叫寓兵于农，是为预备役的存在，说的直白一些，就是老朱家的士兵银行。
朱高炽虽然领导打过北京保卫战，可在军事方面，他肯定是不如朱棣和那两个兄弟的。
这事没有那么快能决定下来，牵扯的范围太广，搞不好就会动摇国本。
但几天之后，被下到诏狱的那些大臣被放出来了，甚至有在东宫迎驾事件后被长期关押的黄淮，恢复了其大学士的职务。
不久之后，杨荣和金幼孜被提拔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
至此，包括杨士奇、黄淮等人在内的内阁班底算是齐整了。
这些人虽然品级是正五品，但能经常与皇上、太子当面参政议政，待遇和侍郎、尚书近似。
接下来皇上罢黜“博艺书院”，则是一记更为响亮的政治信号，预示着皇家决意与儒家共进退。甭管别人怎么想，姿态是要做足了。
这一道旨意的下发，也说明皇族内部达成一定共识。
只不过永乐朝发起的这次“改革”没有任何旗号，静悄悄的，大臣们也都心照不宣，甚至连皇上朱棣都“隐身”了。
也算不上隐身，只不过朱棣父子进行了分工。
要裁撤地方卫所，军户转民户，军队调动等等，可是非同小可。你也不可能一刀切，把所有的卫所兵全给废了，那根本就是自废武功。
这事是朱棣、汉王和太孙等在幕后实施。此外，这一年朱棣还办了一件事，在北京开设东厂，加强对官民的监控。
而锦衣卫的职能主要转向外部，并且大规模地扩张。
其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