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既已言明，太岳公殚精竭虑，为我大明续命百年，功在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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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为何至今仍不肯下旨，为太岳公平反昭雪呢？”
太岳公，即张居正。
一旁的周慕雅眼珠一转，折扇啪地一合。
“这有何难？”
“我等何不联合同窗好友，具名上书，直递内阁，甚至直达天听，恳请陛下为太岳公平反！”
这并非异想天开。
理论上，大明臣民，无论身份尊卑，皆可直接上书皇帝。
洪武十年，朱元璋设通政使司，专司收受天下军民奏章信函，直呈御前。
当然，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这奏章能否顺利抵达通政司，通政司是否会如实上呈，陛下又是否有兴趣御览，其中关卡重重，水深得很。
朝堂之上的大人物们政斗角力，不便亲自下场时，便常指使或利用民间文人、士子乃至平民百姓上书告状、造势。
这类“民意”通常总能顺畅地抵达它该去的地方。
至于真正含冤受屈的升斗小民之信能否上达天听，那就全看运气和背后有无推手了。
更反常识的是，明朝中后期的文人士子，不仅热衷于结社议政，甚至敢组织起类似游行请愿的活动，向朝廷宣泄不满。
若背后有靠山，或朝中正有人想借此攻讦政敌，那么领头者和参与者，通常不仅不会获罪，反而可能博得巨大的声名。
即便被朝廷申斥、乃至下狱，在许多士子看来，非但不是耻辱，反而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资历，其逻辑类似于：挨廷杖得清名。
还有一个特别反常识，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明朝中后期，也流行写“大的字的报纸”（把的和纸去掉。）
无论官员百姓，若对某人不满，或欲评论时政，便可将所言书写于纸上，张贴于市集、六部门口、官邸外墙等醒目之处。
可实名，亦可匿名。
虽无明文法律保护，但潜规则是：不因言获罪。
除非你胆大包天地编排皇室秘闻艳事。
当然，若查实是诬告，仍要依律惩处，但查证极为困难。
故而，此举多为政敌相互攻讦所用，或真是蒙冤无门者泄愤之举。
通常也有个底线，或握有实据，或指桑骂槐。
因此，周慕雅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利用舆论，裹挟民意，向朝廷施压。
他当真是为张居正鸣不平吗？
恐怕未必，尤其其家族本就是江南士绅一员，当年或许还受过张居正改革的损害。
他所思所想，恐怕更多是“出头”二字。
文人想出头，难于上青天。
除非能有李白杜甫那般惊才绝艳、一出世便光芒万丈的绝世诗词，此谓：才华取胜。
否则，大家的才学文章都在伯仲之间时，便只能拼“人脉取胜”，依靠前辈提携、同侪吹捧。
而若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么涉足政治、博取声名，便成了一条捷径。
就拿为张居正平反这事来说，若朝廷迫于压力真的平反了。
那作为倡议者和组织者的周慕雅，顷刻间便能成为江南士林的领袖人物，风头无两。
若朝廷强硬不平反，甚至打压问罪，那就更妙了。
朝廷昏聩，迫害忠良。
而周慕雅则成了不畏强权、仗义执言的“小圣人”，悲壮之名更能传遍天下。
李文渊目光深邃地看了周慕雅一眼。
他未必看不出周慕雅的心思，或许只是看破不说破。
“诸位可知，陛下当初为何定要查抄太岳公家产，甚至几乎要开棺戮尸？”
“真是因朝廷明发谕旨中所言的：贪墨、专权？”
“还是王世贞老盟主所评：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
“或是如后人所揣测的那般，因太岳公当年管教过严，物极必反，致使陛下心生怨怼，蓄意报复？”
李文渊摇了摇头，语气斩钉截铁：“都不是！”
“根子在于，陛下要收权。”
“在于那些在太岳公执政时被压制、被贬斥的臣子，亟需重返权力中心，并借机反攻倒算。”
“两股力量合流，才必要将太岳公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
“只不过……这活儿干得实在太糙，吃相太难看了些，陛下也太过心急了。”
李文渊的目光扫过吴允文和周慕雅，带着一丝讥诮。
“你们想要为太岳公平反？”
“那因太岳公一案而被牵连罢黜、流放、乃至杀头的官员，是否也要一并平反？”
“既认太岳公无罪有功，那他当年推行的诸多新政，是否也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