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绣成的第三军与多龙阿的骑兵军，也自大同、宣化北出边墙，
如一道铁流，涌入漠南的辽阔草原。
如今的草原，早已不是那个曾令世界震颤，“一代天骄”的疆场了。
自康曦、雍政两朝以降，旧朝为永绝北患，推行“众建以分其势”之策。
此策如一把精密的手术刀，将庞大的草原部落，细细剖解：
漠南“内札萨克”被划为四十九旗，漠北“喀尔喀”更分割成八十六旗。
所有的部族，都被拘于一旗之地。
人口最多的科尔沁左翼中旗，丁口不过八万；
而额鲁特、辉特等小旗，全旗男女人丁，竟不足千数。
朝廷严令，各旗地域固定，不得跨境流动。
“固定牧场”之制，锁住了随水草迁徙的游牧习俗。
草场固定，轮牧失衡，牲畜数量与战马质量，皆不可与往昔同语。
草原日益依赖朝廷的“赏赐”，与边市的茶马贸易。
且严禁私造兵器，尤禁火器流入草原。
军事上的自给之能，悄然衰退。
更有一策，潜移默化，却伤及根本。
旧朝大力倡行喇嘛黄教，广建寺庙，厚赏高僧。
草原上，无数男丁脱下皮袍，换上僧衣。
青灯古佛，代替了弓马骑射。
局部地区，僧侣比例竟逾男丁人数的三成。
不仅当地的经济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人口繁衍也大为迟缓。
漠南漠北总人口，至此凋零至不足二百万，兵源如日渐干涸的溪流。
及至近年，科尔沁亲王僧格林庆为助旧朝，两度在草原征兵。
数万最剽悍的草原儿郎被带往关内，最终尽数葬送在中原的硝烟里。
这番釜底抽薪之举，更令草原元气大伤。
故而，当李绣成第三军四万余众，携火炮、线膛枪，
与多龙阿麾下万余精骑，以步骑协同阵势，压向草原时，
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一片武备松弛、人心涣散的土地。
各旗王爷，画地为牢，互不统属。
面对这完全超越时代的火力与组织力，抵抗的意志，已如秋风枯草。
除了在科尔沁中旗，僧格林庆旧部不甘祖地易帜，集结了旗下所有能骑马的男子，约莫两千余人。
发动了一场悲壮而徒劳的冲锋，引发了夏军第八师的认真应对之外，
广袤的漠南草原，几乎未闻像样的金戈交鸣之声。
多数旗主在惊惶权衡后，举旗请降。
少数则携家眷、亲信逃入漠北的荒漠。
夏府的行政官吏紧随大军之后，深入草原。
新政之风，猛烈而迅速地刮过每一个毡包与牧场：
推翻世袭王公台吉，将牧场按户丁分予贫苦牧民；
大幅减免昔日层层盘剥的赋税；
开放边禁，允汉商与牧民自由往来贸易。
茶叶、布匹、铁器与皮毛、牲畜得以顺畅交换。
更关键者，在明令‘族裔平等，皆为新民’的同时，大量提拔通晓汉蒙情事的底层牧民子弟为吏。
并敞开骑兵军的大门，招募那些机敏矫健的牧民青年。
恩威并济之下，旧日的枷锁寸寸断裂。
新的秩序与认同，在辽阔的草场上悄然萌发。
然而，与辽东一样，横亘在胜利之路上的最大顽石，并非敌人的骑兵，而是“后勤”二字。
草原地广人稀，自身物资本就有限，难以支撑大军长期屯驻与远征。
控制了漠南广袤区域后，石达凯审时度势，深知将第三军四万余人全部投入更加荒远、补给线漫长的漠北，
非但力有不逮，亦无必要。
八月，漠南夏日正盛。
军令自绥远城抵达：
李绣成亲率第三军最为精锐的“近卫第七师”，配属多龙阿骑兵军的一个主力骑兵师，
组成北进支队，兵锋直指喀尔喀。
李绣成被赋予全权，统一指挥这支混编劲旅。
北进之路，是对意志与后勤的极致考验。
喀尔喀部虽抵抗薄弱，但地域极广，纵横数千里。
李绣成分兵数路，以骑兵为先锋，扫荡残余抵抗；
步兵则控扼要道，配合官府，安抚人心。
他们穿越戈壁边缘，涉过河流。
在秋高气爽的九月，先后以极小代价，收降了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等主要部族。
库伦的喇嘛庙宇上空，乌里雅苏台的官署门前，相继升起了夏府的赤旗。
至此，旧朝全盛时期所宣称的草原疆域，已尽数归于夏府治下。
而罗刹国数十年来对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