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十,纽约曼哈顿的清晨笼罩在一层薄雾中。艾伦坐在黄河旗下某投行纽约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刚从硅谷传回的初步技术评估报告,眉头却越皱越紧。他脑子里想的全是昨晚与一位特殊客人的谈话。那人叫德里克·米勒,六十二岁,前洛马公司高级工程师,三年前“被退休”。公司官方说法是架构调整,但德里克私下告诉艾伦,真正原因是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指出F-35战斗机供氧系统的设计缺陷“可能源自基础材料科学的代际断层”。“东大人有句话,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德里克当时抿着威士忌,眼神有些浑浊。“但现在的北美,没人愿意种树了。华尔街要的是季度财报,国会要的是政治筹码,国防部要的是能写在竞选广告里的‘划时代装备'。至于那些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成果的基础研究?哈,预算年复一年被砍。”艾伦翻着手里的报告,思绪却飘得更远。这份报告是关于SpaceX下一代“星舰”材料测试的初步数据,黄河体系通过多层渠道提供的几组特种合金样品,在抗高温和抗疲劳测试中表现优异。马斯克的团队很兴奋,但艾伦注意到一个细节:负责对接的SpaceX材料部门主管,是个四十出头的印度裔博士;整个测试团队十二人,七个是移民,只有两个是北美本土出生的工程师,且都是五十岁以上。这不是孤立现象。艾伦让助理调取了Amd、Nem等黄河在美投资企业的员工构成数据。Amd加州设计中心,核心研发团队65%为亚裔(其中华裔占四成),25%为印度裔,本土白人工程师占比已跌破10%,且平均年龄四十七岁。这意味着五年内将迎来退休潮。Nem的软件架构团队更夸张:八十人中,仅有六人是北美本土培养的计算机科学博士。“断层。”艾伦低声吐出这个词。他拿起卫星电话,拨通了何雨柱的号码。国内此刻是晚上十点。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老板,有个情况需要汇报。我在接触SpaceX和几家关联公司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人的问题。北美高端制造业和国防科技领域的人才梯队,出现了结构性断层。”他用了十分钟,详细说了德里克的遭遇,各公司的人员数据,以及他最近参加硅谷一个半导体行业闭门论坛的见闻:台上演讲的六个专家,五个有亚洲口音;台下提问的年轻人,几乎全是印度或东大面孔。“本土的年轻人在哪里?都在学金融、法律、医学,或者扎进互联网做APP。真正愿意埋头搞材料、搞动力、搞精密制造的,越来越少。现在支撑这些行业核心位置的,要么是像我这样在北美长大的移民二代,要么是直接引进的外来人才。,老板,如果有一天国际关系发生变化,这些人会不会被限制?到时候北美这些关键产业,会不会突然出现真空?”何雨柱的声音传来:“艾伦我有点失望你才发现这个现象,现在北美是断层不是断崖。北美还有麻省理工、斯坦福、加州理工,还有国家实验室体系。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才,是人才不愿意去该去的地方。金融和互联网的虹吸效应太强了。”“可国防和高端制造?”“那些领域需要长期投入、严苛保密,而且不像互联网公司那样能一夜暴富。不过你的观察是对的,这确实是个机会,也是个风险。”艾伦等他说下去。“机会在于,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十年后北美在一些需要长期技术积累的领域,会越来越依赖外部智力输入。而我们,可以通过投资、合作、技术交换,在这些领域嵌入更深。风险在于,如果他们意识到问题,开始强制扭转,比如通过立法限制外籍人员接触敏感技术,或者大规模增加本土STEm教育投入,那我们的布局就会受阻。”“那我们该怎么做?”“做两手准备。第一,继续深化与SpaceX这类‘民间明星企业”的合作,通过技术输出换取我们在太空领域的存在感。第二,也是我接下来要说的重点,开始有选择地把一部分民用高端技术的研发节点,向国内转移。”艾伦心头一动:“您是担心?”“不是担心,是未雨绸缪。Amd的芯片设计、Nem的操作系统优化、New-Vision的光学镜片技术,这些虽然是民用,但技术底层是相通的。如果有一天国际环境恶化,我们在北美的这些公司可能面临技术封锁甚至强制剥离。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把最核心的研发能力,逐步转移回我们能完全掌控的地方。”“可国内的技术环境和人才储备。”“十年前你这么问,我好真不好回答你。”何雨柱笑了笑。“但现在东大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和质量,已经不输任何国家。我们缺的不是人,是让这些人能心无旁骛搞研究的环境和激励机制。黄河研究院这十几年搭建的体系,不就是干这个的?”艾伦想起黄河在深圳、BJ、上海的研发中心,那些年轻的面孔、先进的实验室,还有,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明天项目就被砍掉的经费保障。“我明白了。但这个过程要隐蔽,不能引起外界警觉。如果让人发现我们在‘技术回流”,可能会触发提前反制。”“所以要有节奏,有策略。”何雨柱说。“以‘设立全球研发协同中心’的名义,在国内建几个高规格实验室,把Amd最顶尖的一批华裔工程师,用回国领导新项目’的方式调过去。Nem的操作系统内核团队,可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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