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像野火般在各乡镇的农机手、合作社联里传开。
“兄弟们！大洪村那边地全淹了，玉米都泡水里了！有空的带上家伙，跟我去帮忙抢收！”“算我一个！我家的收割机改装了履带，能下湿田！”“我开拖拉机带拖斗，负责运输！”
很快，一支支由拖拉机、收割机、农用三轮车组成的“杂牌军”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这些农机手们，平日里可能是和有些人有些摩擦，但在此刻，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乡亲。
他们凭借着对本地地形和农事的熟悉，灵活地穿梭在大型军车难以进入的田间小路，精准地找到一块块需要抢收的田地。
他们的收割机轰鸣着，在泥泞中艰难但坚定地推进，将那些尚有价值的作物“抢救”出来。
各村的农业技术员们也忙得脚不沾地。
他们深知，光是抢收出来还不够，如何保存、如何防止霉变发芽才是关键。
他们在临时设立的收集点，大声指导着：“捞上来的玉米，能掰下来的尽量掰下来，摊开！别捂着！有条件的用风扇吹！”
“发芽不严重的，单独放开，看看能不能做饲料！”
“花生要尽快冲洗泥沙，摊晾！”
这些民间力量，与正规军形成了有力的互补。军队负责攻坚克难，打通主干，他们则负责清扫战场，查漏补缺，构成了抗灾救灾的坚实基座。
几乎在灾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国家的应急机制就已全力开动。紧急下拨的救灾资金、种子补贴、农机燃油补贴……一项项带着温度的政策，以文件、通知、新闻的形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达到了每一个受灾的乡镇、村庄。
村部的广播循环播放着补助政策摘要；镇上派来的干部在村委会门口支起桌子，分发着印有申请流程的宣传单；村务公开栏上，也贴上了醒目的通知。
然而，对于村里许多像王老栓这样的老人来说，这些原本是“及时雨”的政策，却让他们更加茫然无措。王老栓不识字，耳朵也有点背，他攥着那张薄薄的宣传单，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和表格，急得在村部门口直转磨，嘴里不停念叨：“这…这写的都是个啥？咋领？找谁领啊？”
他看见邻居李老汉出来，赶紧拉住：“他李叔，你认字，你快给俺说说，这上头写的啥？俺家那五亩玉米全泡汤了，能补多少？这表咋填啊？”
李老汉推了推老花镜，眯着眼看了半天，也皱起了眉头：“老栓哥，这…这上面说的要‘受灾面积核定表’、‘个人银行账户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还要填啥‘损失情况说明’…俺也弄不太明白啊，好像还得先去地里让干部量了才行…”
“还要量地？还要去镇上打证明？俺这腿脚…”王老栓看着自己那条在洪水中摔伤、还隐隐作痛的腿，脸上写满了绝望和无力，“这不是要难死俺吗？”
类似的场景，在无数个村庄上演着。政策的阳光已经普照，但通往阳光的路上，横亘着文化水平、年龄、行动能力等诸多障碍。老人们焦急、彷徨，如同迷失在自家田埂的孩子。他们将最后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同一个人——村支书吴大海。
吴大海的村委会办公室，此刻仿佛变成了一个临时的“考场”。门外是排着长队、眼巴巴望着他的乡亲，桌上堆着小山一样的文件和空白表格，电话铃声此起彼伏，都是询问政策的。
“大海书记！你快给俺看看，这个‘户主姓名’是写俺的名，还是写俺儿子的名？他户口没迁走…”
“支书啊，俺家那地被水冲得都变了样，咋量面积啊？你们可得给俺做主啊！”
“吴书记，这银行账号…俺没有那个本本啊，只有个折子，行不行？”
“大海，俺老伴瘫在床上，出不了门，这手续…”
每一句询问，都像是一道考题，拷问着吴大海的责任心、耐心和智慧。
吴大海忙得脚不沾地，嗓子已经沙哑，但他还是尽量提高声音，一遍遍地解释：“王婶，写您的名就行！李叔，您别急，量地的事我们统一安排，到时候通知您！赵大爷，折子也行，把那个账号抄下来！孙奶奶，您放心，特殊情况我们上门办理！”
他招呼着村里的会计和几个识字的年轻党员：“快，大家分分工！小刘，你负责帮不识字的老人填表，一定要问清楚，核对准！张会计，你汇总名单，核对身份证和账户信息，千万别出错！老王，你带两个人，现在就下地，先给那些损失最重、家里最困难的户核定面积！”
会计小声提醒：“支书，这…这工作量太大了，而且有些界限模糊的地，面积怎么算？按实际损失报，还是按承包合同报？这里头…”
吴大海打断他，语气坚决：“都什么时候了，还计较这个？原则就一个：就高不就低，宁宽勿严！ 乡亲们已经损失惨重了，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在补偿上寒心！模糊的地块，只要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