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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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会谈进入了更加实质性的攻坚阶段。张律师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合同关键条款清单,逐条讨论:
“关于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强烈建议采纳国际仲裁,比如在新加坡或者香港。这是我们行业内的惯例,也能确保双方在第三方场所有一个公正的解决平台。”
“税收减免的年限和计算方式,能否写入特许经营协议本身,而不是仅仅援引一部可能日后修订的法律?”
“我们计划引入的大型农业机械的进口关税豁免,申请流程是怎样的?需要哪些部门的哪些批文?平均办理时间多长?”
问题具体、犀利甚至有些苛刻。埃塞俄比亚方面的官员们显然感受到了压力,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但他们也逐渐意识到,眼前这些中国人并非来占便宜的投机者,而是极其认真、准备充分、真正打算长期扎根做实事的伙伴。他们的每一个问题,都指向了项目未来可能遇到的每一个风险点。
所罗门先生后靠在椅背上,语气从最初的官方热情,转变为一种带着敬重的务实:“李先生,张律师,你们是我见过的最…‘细致’的谈判对手。但我想我明白了,你们不是在设置障碍,而是在共同搭建一座更加坚固、能够抵御风雨的合作桥梁。”
李处长终于露出了今天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完全正确,所罗门先生。我们想要的不是一纸随时可能被风吹走的优惠承诺,而是一份权责对等、规则清晰、能够执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长期合作契约。这既是对我们负责,也是对埃塞俄比亚的长期发展负责。”
会谈持续了整整一天。当夕阳透过百叶窗照进会议室时,双方虽然疲惫,但气氛却比开始时更加融洽和务实。桌上堆满了做了各种标记的文件、法律手册和写满字的笔记本。
所罗门先生最后站起身,主动向李处长伸出手:“今天是我参加过的最艰难,但也最有价值的会谈之一。我们会尽快整理并提供你们需要的所有书面答复。期待下一次会议。”
李处长紧紧握住他的手:“我们也一样。期待下次见面时,我们的合作蓝图能够更加清晰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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