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进入市场，而在于艺术是否彻底臣服于市场的逻辑。”老爷子话锋一转，“艺术也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它产生于特定的社会，也被社会所塑造。你所说的市场压力、观众期待、各种导向……这些都是艺术家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票房、价值、收益、注意力成为唯一标准，艺术就从一个交往媒介，退化成了纯粹的商品。它不再致力于引发观众的思考与对话，而是致力于计算如何更有效地刺激他们的多巴胺分泌。”
“这就是我所说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金钱和权力的逻辑，侵占了本该由理解和共识主导的领域。”
“你问的不是理论，是生存。艺术家的生存，在市场的碾盘和权力的夹缝里。我们必须承认，电影、音乐，它们无法脱离市场这个系统而存活。饥饿的艺术家无法创作，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一段段的悠长的长句，姜小军眯眼听着，像是在片场审视一条难拍的镜头。
哈贝马斯又看向姜小军，笑道，“您问怎么介入？我的看法或许有些残酷，真正的介入，恰恰不是去迎合那个被市场异化了的大众口味，而是要用你的作品，去重建一种公共性。“
“艺术如果想活下去，想有根，就必须杜绝成为精英群体自娱自乐的专属物。它必须扎根于公共领域，成为公众共享的理性交往媒介。”
李乐在翻译“重建公共性”时，刻意加重了语气。
姜小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话戳中了他某些隐秘的坚持，也刺痛了他关于某种压力的焦虑。
哈贝马斯抬起手，指着院墙上那丛探出头的竹枝，“你们看那竹子。如果它只允许最顶端的那几片叶子享受阳光，底下的全部剪掉，那这丛竹子活不久。风一来，连根拔起。”
“大众不是你们要取悦的对象，大众是你们要对话的伙伴。”
“电影、文学、绘画、音乐……任何一种艺术，如果它只是少数人在沙龙里、在画廊开幕式上、在学术期刊里互相吹捧、互相阐释的暗语，那它就死了。它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而不是一种精神力量。”
李乐翻译时，特意将“社交货币”这个词保留了下来。
这番话引来场内一阵低语。有人颔首，有人蹙眉。
大头姐姐适时插话，试图将话题引向更“安全”的领域，但哈贝马斯只是温和地看了她一眼，并未停止，而是继续道。
“我反对艺术的精英化。艺术一旦脱离大众，就失去了生命力。但请注意，大众不是一堆等待被填喂的数据。大众喜欢的，才有生命力，但这里的喜欢，应该是经过理性交往和审美沉淀后的认同，而不是被某些精心算计后的条件反射。”
“大众喜欢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但大众不喜欢的，一定有问题。”
哈贝马斯这话说得很慢，像是在陈述一个他思考了很久的结论，“艺术家的介入，不是从云端往下看，不是我要启蒙你们，我要教育你们，我要把你们从蒙昧中拯救出来。”
“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傲慢，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权力傲慢。它恰恰违背了交往理性。”
老爷子又看向姜小军，目光温和却认真。
“至于你提到的更惨的后果，每个社会都有它的边界和禁忌。这是现实。”
“这涉及到法律与制度的边界。在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里，理性的批判应当受到保护，而非恐惧。这是另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了。”
“但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禁忌的松动，往往不是因为权力发了善心，而是因为有足够多的人，在边界上持续地、理性地、负责任地发出声音。”
“关键在于负责任三个字。”他加重了语气，“不是情绪化的对抗，不是为反抗而反抗。是指出问题的同时，也愿意承担寻找解决方案的责任，是批评现实的同时，也愿意面对现实的复杂性，而不是躲在道德高地上扔石头。”
那双因年迈而略显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经历过真正黑暗的人才有的、沉静的光。
“艺术家不是烈士。”他说，“艺术家的使命是创造。在边界上创造，在缝隙里创造，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这比在广场上喊口号难得多，但也持久得多。”
姜小军没再问了，那双惯于挑剔和反讽的眼睛里，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
崔建军一直安静地坐着，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表情。这时，他微微抬起下巴，举起手，“博士，我不太会说话。”
“请讲。”
“我是做音乐的。摇滚乐。”
他停了停，像在斟酌如何用最合适的词表达最多的意思。
“在我的行业里，我们管自己叫手艺人。写词，谱曲，编配，录音，混音，一站上台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不太谈理论，也不太谈什么公共领域。但我们写的词，我们唱的歌，我们弹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一种声音。有时很响，有时很轻，有时被听见，有时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