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耀祖也是重要来宾。
正所谓世易时移，老头已经完全没有了前几年的恶戾之气，倒有了很多世事洞明的超脱，他专门到江河他们这一桌拉了一会话：“大侄子，我们这辈人老了，往后的日子就看你们的了。这辈子老头我没少作孽，可阎王爷硬是两次都没收我，往后我得给自己积点阴德……”
纪合顺忙活了一圈，转回到江河他们这一桌：“各位老弟，我这人比较直，有啥我就说啥了，我这小灶初起，各种食材都比较紧缺，早就听说几位是有名的猎手，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给我这店里供应野味啥的？”
毕竟是刚认识，江河也不愿和他交浅言深：“那就感谢纪掌柜照顾我们哥几个了！“
秋稻子该收了、塘里的鱼也长该捕捞，哥几个根本没功夫打猎去。
但姓纪的开口，也算是给自己种出来的大米和养出来的鱼找个出路。
看到江河和杠头、大胜抬进来的鱼，纪合顺一脸惊讶：“周老弟，山上还有鱼？”
江河作出不经意的样子：“哥几个在山里边挖了口塘，自己瞎养的，也没有多少，您这儿要呢我给您留下，您这儿要是不收，我们就拉到县城碰碰运气！”
纪明喊来两个伙计：“把鱼称重抬到厨房，这可是这几个兄弟自己在山里养的鱼……”两个伙计对视一眼连连点头。
拿钱出门，杠头说：“根哥，咱们是不是把鱼全都捞出来卖给他们？“
江河说：“看看再说吧。”
江河带着谢掌柜进了山。
一路上谢掌柜忧心忡忡：
“大侄子，恐怕要变天！和咱们有生意往来的冀省老客说他们那儿已经被日本人糟蹋的不像个样子了！”
江河点头。
作为从前世过来的人，很多事情江河都很了然。
1935年5月初，天津日租界亲日分子《国权报》社长胡某和《振报》社长白某被暗杀，史称的“河北事件”。
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借此密谋挑起事端，声称此案“系中国排外之举动，若中国政府不加以注意改善，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
驻津日军连日在河北省政府(当时天津是河北省会)门前武装示威，并举行巷战演习。
妈妈屁，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河北事件”一波未平，又发生了“张北事件”：5月30日，4名没有护照的日本特务机关人员潜入察哈尔省境内绘制地图，行至张北县，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迫于南京压力，即令释放。
由于日方借口提出了蛮横要求，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和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军官，担保日人今后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行动；(二)取消在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构，成立冀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三)中国方面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撤职。
冀察两省大部分的主权丧失。
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的所谓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
10月22日，日本侵略者煽动河北东部香河、昌平、武清等县的“饥民”暴动，攻占香河县城，并由少数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
11月25日，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同日，日寇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署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策动阎锡山、韩复榘搞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既不能允许华北脱离南京中央政策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威胁，12月决定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着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几人为委员。
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虽隶属南京国民政府，但它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势力对它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实际上成为变相的“自治”。它的成立是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
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并从东北调集大批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
5月3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
5～7月，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同意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撤退驻防河北的中国军队，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平、津两市市长，并禁止“中国国内一般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