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有的则悄悄去了聂副厂长办公室，或者通过李怀德递话，一坐就是半天；更多的一部分则在观望，小心翼翼，不敢轻易站队，生怕一步踏错。

    厂党委办公室的门槛这几天几乎被踏破了。

    杨书记焦头烂额，他既要主持全面工作，稳定大局，又要应对来自上级的询问和来自厂内各种势力的试探。

    他反复在会议上强调：“工作不能乱，生产不能停！一切等待上级指示！”

    但效果有限。

    刘、聂二人的明争暗斗已经摆上了台面。

    斗争很快体现在具体事务上。

    刘副厂长要求抽调后勤部门的部分人手支援一项紧急生产任务，报告打到聂副厂长这里。

    聂副厂长还没说话，李怀德就先跳出来，拿着本子诉苦：“聂厂长，不是我们不支持生产，实在是我们后勤也捉襟见肘啊。运输队车辆老化严重，维修人手本来就不够；仓库那边要搞清点盘点，也缺人；家属区好几处水管破了，维修班天天连轴转……这实在抽不出人了啊。”

    李怀德这个梯子给的太舒服了。

    聂副厂长顺势就以“后勤保障同样重要，人手紧张”为由直接驳回。

    聂副厂长报上来的一笔基建款项，刘副厂长批示“生产资金优先，此项暂缓”。

    两边的人在车间里、办公楼里遇到，常常连表面的客气都难以维持。

    短短几天，厂里就隐隐分成了“生产系”和“后勤系”，中间还夹杂着大量无所适从的普通干部和工人。

    生产效率受到了一些影响，流言蜚语越来越多。

    张霖的保卫处则是稳坐钓鱼台。

    厂里的风在怎么刮，也刮不到他们这，这是一次次的失败给他们的教训。

    不过，张霖也没想到，杨厂长这么快就下线了，根本没等到被李怀德斗倒的那一天。

    看来，自己这只小蝴蝶的翅膀，扑棱扑棱的改变了太多剧情了。

    一周后，工业局派来了一个临时工作组进驻轧钢厂，由一位副局长带队。

    名义上是“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确保平稳过渡”，实际上就是对厂里目前的混乱局面进行干预和评估。

    工作组的到来暂时压制了明面上的争斗。

    刘副厂长和聂副厂长都变得收敛了许多，在工作组面前表现得积极肯干、顾全大局。

    李怀德也收起了上蹿下跳的姿态，变得沉稳起来，精心准备后勤方面的汇报材料，力求给工作组留下“管理精细、保障有力”的印象。

    工作组分别找厂领导、中层干部和工人代表谈了话。

    谈话内容无人知晓，但每个人出来时脸色都各不相同。

    又过了一周，工业局召开了会议。

    会后，副局长和杨书记一起回到了轧钢厂，再次召开了党委扩大会。

    副局长没有绕圈子：“红星轧钢厂近期的情况，部里和局里都清楚了。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暂时不任命新的厂长。由杨书记继续全面主持党委和厂务工作。刘副厂长主要负责生产，聂副厂长主要负责后勤和基建。其他厂领导各司其职。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消除之前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人心，恢复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各级干部要坚守岗位，恪尽职守，不得搞小圈子，不得散布流言蜚语……”

    这个决定像一盆冷水，暂时浇熄了刘、聂二人急于上位的热火。

    厂长位置空悬，意味着竞争从急性发作变成了慢性长期斗争，也意味着上级对目前厂里的情况并不满意，对刘、聂二人可能都有所保留。

    会议结束后，刘副厂长铁青着脸，第一个离开会议室，直接回了生产车间。

    聂副厂长脸色也不太好看，但还是和副局长、杨书记客气地打了招呼才离开。

    李怀德跟在聂副厂长身后，心里暗自盘算。

    局面稳定下来，他短期内上位副厂长的机会变小了，但长期来看，聂副厂长更需要倚重他来打理后勤这一摊子，抗衡刘副厂长。

    他的实权，似乎比以前更稳固了一些。

    至于张霖，这时候大家都把他当成了透明人，但是又不敢不给他甜头，因为害怕他倒向另一边。

    一般情况下，这种人会被斗争的两边合力清除局。

    但是，谁让人张霖，没人惹得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