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坐标同样值得玩味。创作地点\"粤北韶城\"处于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过渡带，而\"沙湖畔\"的意象既具体又模糊，仿佛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在现代方言中的投射。日期\"2025.5.6\"看似未来的时间设定，或许暗示诗人对诗歌超越时空的期待。这种虚实交织的处理，强化了诗歌\"在地性\"与\"宇宙性\"的双重特征。

    在当代诗歌语境中，《灵魂三问》的独特价值在于：它证明方言不仅可以表达地域经验，更能处理人类普遍的存在困惑。当许多诗人要么陷入方言的民俗展览，要么追求普通话的\"去地域化\"时，树科开辟了第三条道路——让粤语成为思考本体论问题的哲学语言。这或许回应了巴赫金关于\"语言杂多\"（heteroglossia）的论述：真正的诗性语言应该同时包含\"中心\"与\"边缘\"的对话。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灵魂三问》的粤语诗学实践，为\"汉语新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普通话作为通用语的时代，各地方言仍然蕴藏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可能。就像诗中所言\"我哋同道：我喺我\"，每种方言都是认识世界的一条特殊路径，它们的差异性恰恰构成了汉语诗歌的丰富性。树科通过粤语的\"灵魂拷问\"，最终抵达的却是超越方言的人类共同困惑——这或许就是诗歌最深刻的悖论与魅力。

    《灵魂三问》结尾的开放式结构，暗示这种存在追问不会终止。在普通话写作占据主流的当代诗坛，树科的粤语实践犹如一声\"噈返边度去\"的召唤，提醒我们诗歌的源头活水或许就在那些被边缘化的方言深处。当诗人用粤语说出\"我喺我\"时，他不仅确认了个体存在，也扞卫了语言多样性这一更广阔意义上的\"存在之家\"。在这个意义上，《灵魂三问》已超越单纯的地域诗歌，成为连接方言生存与人类普遍境况的诗学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