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传承行为。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中歌唱"自我"时同样强调其包含的多重性："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树科通过摇篮意象，将个人创作行为升华为代际传递的文化实践，这种传递不是通过正式教育，而是通过方言歌谣这种"小传统"完成的。

    从诗学传统看，这种通过家庭场景进行的文化记忆书写，令人想起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牧羊人》："我的诗歌就像我祖母的疯癫/在家族中流传。"不同的是，树科通过粤语特有的亲族称谓（如"阿妈"而非更正式的"母亲"）和语气词（"嘟"这个无实义的发音摹拟摇篮声），强化了诗歌的口传性质和身体记忆。这种写作策略挑战了现代诗歌日益智力化、抽象化的倾向，重新将诗歌锚定在具体的身体经验和家庭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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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咿咿呀呀的诗学：前语言状态的书写可能

    诗歌结尾"咿咿呀呀嘅词语……"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语言发生学的原点。这些拟声词在粤语中具有特殊的音响效果，它们不是概念性语言，而是语言形成过程中的"前语言"。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曾指出，诗歌语言具有回归"语言的神话阶段"的能力。树科通过粤语中丰富的拟声词系统，实现了对语言原始状态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倒退，而是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向前行进到我们早已置身其中的地方"。

    从比较诗学角度看，这种对婴儿语言的模仿与日本"赤ん坊语"（婴儿语）诗歌实验、美国"语言诗人"对语音的重视形成跨文化呼应。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这种实验扎根于粤语这一特定方言系统中，使得语音探索同时成为文化身份的确认。诗中"咿咿呀呀"不仅是声音摹拟，更是对粤语文化中特有的亲子互动模式的再现，这种模式在全球化语境中正面临消失的危险。

    六、方言诗学的现代性困境与出路

    在标准语占据文化霸权的现代社会中，树科的粤语诗歌实践具有特殊的文化政治意义。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语言视为"象征资本"的载体，标准语往往与权力结构共谋。粤语写作因此成为一种象征性抵抗，它挑战了单一语言模式的文化霸权，正如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所言："属下能说话吗？"——树科的诗歌正是让方言这一"属下"获得话语权的努力。

    然而，这种抵抗也面临现代性困境。诗中"旧阵时"与"而家"（现在）的对比暗示了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粤语作为生活语言的使用范围正在缩小，这使得粤语诗歌既是对消失中的文化的抢救，又不得不面对读者群萎缩的现实。但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所言："艺术作品的伟大性恰恰在于它们宣告那些尚未被言说的东西的能力。"树科的诗歌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种濒危的语言文化，更在于它展示了方言如何能够成为现代诗歌创新的资源而非障碍。

    通过对《我钟意瞓喺摇篮度写诗》的细读，我们发现树科构建了一种基于方言的诗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摇篮既是具体物象，又是诗歌创作的隐喻；粤语既是表达媒介，又是被表达的内容本身。这种双重性使得诗歌超越了简单的怀旧，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的活态实践。在全球化导致文化同质化的今天，树科的粤语诗歌犹如一个语言摇篮，保存着特定社群的集体记忆和感知模式。

    这首诗最终告诉我们：真正的诗歌创作或许都应该回到摇篮状态——在那个半梦半醒的阈限空间中，方言成为接通集体无意识的管道，咿咿呀呀的语音重获命名世界的力量。而读者，无论是否通晓粤语，都能通过诗歌的韵律节奏，重新体验那种原始的、前理性的语言愉悦，那是所有伟大诗歌共有的秘密源泉。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