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这首诗可视为\"声音人类学\"的典型案例。当代学者史蒂文·康纳提出\"声音的身体性\"理论，而粤语诗歌恰恰证明了方言是\"具身化\"的认知方式。当北方读者面对\"噈喺钟意拨动\"这样的句式时，必须调动口腔肌肉的潜在记忆才能完成声音想象。这种身体参与使得阅读成为真正的\"联觉体验\"——视觉符号转化为听觉振动，再引发触觉联想（心弦的震动）。诗人所说的\"简单\"喜好，实则是复杂的声音政治实践。

    《我嘅天籁之音》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其反讽结构上。表面看是抒发对汉语诗歌的热爱，深层却揭示了标准汉语对方言的压抑。这种压抑在\"容易受伤\"的心弦意象中得到象征性表达。法国理论家克里斯蒂娃的\"贱斥\"（abje）概念可解释这种处境：方言既被标准语排斥，又是其构成性的外部。诗中\"飘飘嘅宛转\"恰是这种贱斥状态的审美升华——被排斥的声音获得了幽灵般的永恒性。

    该诗的日期标注颇具深意，这个未来的时间戳既可能是笔误，更可能是故意的时空错置，暗示方言诗歌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现代性进程中。在全球化语境下，粤语写作既面临危机（香港语言政策的改变），又迎来转机（大湾区文化认同的强化）。《树科诗笺》这个诗集的命名，似乎暗示着诗歌如树木般扎根于特定文化土壤（\"科\"在粤语中有\"类别\"、\"领域\"之意）。

    回望全诗，诗人通过粤语的心弦演奏，实现了三重解放：解放被标准语规训的听觉，解放被单一审美束缚的诗歌形式，解放被现代化叙事遮蔽的地方性知识。这种解放不是排他性的，正如诗中所言\"个个嘟有己己嘅心弦\"，它指向的是多元共生的声音生态。在数字媒体时代，方言诗歌的\"天籁之音\"或许能找到新的传播路径——就像飘荡在空际的无线电波，等待属于它的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