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用自《周髀算经》，却通过粤语语法将其拓扑变形为量子场论模型。这种转换类似庞德在《诗章》中对《论语》的改写，但树科的独特之处在于保持方言的肉身性。诗中\"沙湖畔\"的地理标注，将邵雍\"月到天心处\"的玄学意境锚定在具体坐标，实现了从《楚辞》\"洞庭波兮木叶下\"到地方性书写的谱系延续。

    \"我哋嚟咗\"这种粤语特有的复数第一人称，将个体经验扩展为群体记忆。这种表述既包含《诗经》\"我徂东山\"的叙事传统，又融入了岭南移民的集体无意识。就像里尔克《杜伊诺哀歌》中\"每一个天使都是可怕的\"的复数表达，树科通过方言的集体主语，将存在主义焦虑转化为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共振。

    在当代诗歌日益陷入修辞内卷的语境下，《我同我讲啲嘢》展现了方言写作的认知革命意义。它证明真正的诗性语言永远在标准语的裂缝中生长，就像诗中\"无限度纠缠共振\"的预言——当\"佢\"与\"我\"在粤语的声调海洋中不断碰撞，最终浮现的是整个汉语家族被遗忘的记忆光谱。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人类学意义上的方言保存，更在于它通过语言的地方性找回了思想的普遍性，在\"三唔识七\"的混乱中重建了当代人精神家园的经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