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村委会时，刘东正守在电脑前，屏幕上是联合国官网刚发布的新闻稿，标题赫然写着：“中国村庄获‘地球卫士奖’：一群普通人如何用十年时间重建人与自然的信任”。配图里，张小满蹲在湿地边记录鸟踪，脸蛋冻得通红，眼神却亮得像星子。
“舅，央视记者明天就到，说要做一期《面对面》专题。”刘东抬头，“他们想拍你巡村、开会、跟孩子说话的日常，还问能不能安排一次村民集体访谈。”
李天明脱下湿透的大衣挂在炉边，轻轻摇头：“不搞专场，也不排练。让他们随便看，但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能挑人提问，谁愿意说就说；第二，所有镜头必须原声呈现，不准后期配音美化；第三，成片出来前，得先放给村里人一起看过，大家点头才算数。”
“这……太难了吧？人家可是国家级媒体！”
“正因为是国家级，才更要真实。”他坐下来，搓了搓冻僵的手指，“我们不是样板戏，不需要演员。他们要的是故事，可我们的故事不在台词里，在锄头缝里的泥巴上，在老太太省下半碗米喂流浪猫的习惯里。”
第二天清晨，摄制组果然来了。没有打光车，没有话筒杆，只有一个扛着摄像机的年轻人跟着李天明的脚步走。他们穿过结冰的小路，经过生态厕所改造点，看见几个小学生正拿着温度计和PH试纸检测堆肥状态；路过农创园，王婷正在教新来的实习生调试自动灌溉系统，嘴里念叨着“湿度超过85%就得停，不然菌群会失衡”；再往前，赵铁柱带着志愿队在清理栈道积雪，一边干一边教一个城里来的实习生辨认野兔脚印。
镜头一路跟随，没人刻意表现，也没人回避。有个小女孩发现摄像机对着她，吓得转身就跑，又被同学拉回来，憋着笑小声说：“我昨天垃圾分类拿了满分，我能说两句吗？”??这一幕全被录了下来。
中午吃饭时，摄制组被安排在林晓雯家搭伙。饭桌上只有两菜一汤，米饭管够。导演夹了一筷子炒荠菜，忽然问：“李书记，你们这儿的孩子，是不是特别懂事？”
林晓雯笑了：“不是懂事，是知道事情有因果。上周班里投票决定要不要养鸡，争论了整整两节课。最后通过是因为算清楚了：三只母鸡年产蛋约八百枚，可供全班早餐加餐三个月，粪便还能肥田，成本仅二百六十元。孩子们自己写的可行性报告，比某些部门的公文都严谨。”
导演怔住，随即低头扒饭，不再多问。
三天后，纪录片初剪完成，在打谷场露天放映。全村老少围坐一圈，火堆旁摆着板凳和马扎。当画面里出现李天明蹲在田埂上教张小满插秧，轻声说“你看，苗要直，根要深，人心也一样”的时候，台下一片静默；而当播到那位西部校长临走前抱着一年级学生哭着说“我也想让你叫我一声老师”的片段时，不少人悄悄抹起了眼角。
放映结束，主持人请村民发表意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站起来，声音沙哑：“我觉得……少拍领导，多拍干活的人。我孙子在冷链车队开冷藏车，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运菜，这个该拍。”
另一个妇女举手：“我家闺女在电商平台打包发货，手指都磨破了，也没见镜头照过她一眼。”
孩子们更直接：“我们要看赵铁柱哥哥抓青蛙！那天他为了救一只被困排水沟的小蟾蜍，差点滑进水里！”
笑声中，李天明站起身，对着摄制组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们愿意来。但我提个请求??别把我们塑造成英雄。我们只是不想让下一代活得更糟罢了。真正的主角，是这片土地，是我们身后这些不肯认命的普通人。”
全场掌声雷动。
当晚，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一行字：**“荣誉若不能唤醒更多人的自觉，便只是装饰。”**
寒潮再度袭来，腊月初八，气温跌破零下二十度。然而就在这一天，“永河优选”平台迎来历史性突破：年度总销售额正式突破三千万元，其中七成订单来自复购用户。更令人振奋的是，平台上架的“生态信用贷”产品上线首日即被抢空，五百户家庭凭借良好环保记录获得低息贷款，用于房屋节能改造、清洁能源设备安装等项目。
与此同时，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财政部下发文件，明确将以“永河模式”为蓝本，在全国遴选一百个试点村，推行“生态信用积分+普惠金融”联动机制，并拨付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化治理平台建设。
压力也随之而来。
十二名技术员进驻村庄，开始搭建省级统一的数据中枢系统。施工过程中，因布线方案争议，与本地青年团队发生激烈冲突。外来工程师坚持采用封闭式云架构，强调“安全可控”；而林晓雯带领的学生团队则主张保持开源开放，认为“数据主权应归村民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