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股东，一个要求彻底退出，一个希望交易清晰稳定，无形中都对Iindustrial的“中间路线”构成了压力。
帕尔默抓住时机，开始施加压力：“卢卡，我理解你对长期价值的看重。但我们必须正视现实：第一，时间不站在我们这边。72小时的窗口期，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设计、推销并让杨先生接受一个全新的、复杂的股权方案。他的条件已经摆明，要么按他的来谈，要么他离开。第二，市场现实。正如王女士提醒的，如果杨先生认为我们的交易结构过于复杂或无法满足其控制需求，他完全有可能转向迈凯伦或法拉利。到那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买家，还可能面临一个更强大的、拥有新资源的直接竞争对手。第三，公司现状。dbx需要钱，华夏市场需要拯救，债务需要偿还。我们没有无限的等待时间。一个确定的、能带来大量资源和明确方向的解决方案，其价值可能远超一个理论上更优但不确定、且可能延误时机的复杂方案。”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沉重：“Iindustrial是阿斯顿·马丁重要的股东，你们的支持对公司的过去至关重要。但在当前这个十字路口，我们需要做出对公司最有利、也最现实的选择。或许，以一个合理的价格退出，将火炬传递给一个有能力、有决心带领阿斯顿·马丁走向新时代的领导者，同时为基金的投资人锁定一个可观的回报，也是一种成功，一种对历史责任和未来期许的交代。除非……Iindustrial能提供dbx以及后续研发所需要的资金，那样的话，我们不用再另外寻求资金支持。”
帕尔默的这番话，既是恳求，也是警告。他将个人情感和商业现实——资金需求、竞争威胁结合在一起，试图打动贝尔纳贝。
屏幕上的卢卡·贝尔纳贝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他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脸上露出罕见的疲惫和挣扎。作为精明的私募股权投资者，他当然能听懂帕尔默话语中的一切：时间压力、竞争威胁、公司急需输血的现状。但他也不甘心就此放弃可能更大的未来收益，尤其是如果dbx真的成功的话。
“我需要时间。”贝尔纳贝最终说道，声音有些沙哑，“我需要和我的投资委员会紧急磋商。80%的绝对控股，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们需要评估杨先生报价的公允性，需要权衡彻底退出与继续保留部分风险敞口的利弊，还需要考虑如果拒绝，阿斯顿·马丁在没有杨先生的情况下，独自应对挑战的成功概率。”
他看向帕尔默：“安迪，72小时的期限，从何时开始计算？”
“从我与王女士通话结束开始，大约还有70小时。”帕尔默精确回答。
“好。”贝尔纳贝重新戴上眼镜，眼神恢复了部分锐利，“我需要你们提供更多信息。第一，最详细的、最新的财务模型和现金流预测，特别是dbx相关的资本支出时间表和资金需求峰值。第二，关于华夏市场，如果杨先生入主，最乐观情况下的市场复苏路径和收入预测，哪怕只是粗略的框架。就算我们答应他的条件，我们也希望保留一定的股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关于估值。我需要你们基于现有信息，给出一个对阿斯顿·马丁企业价值的独立、客观的评估区间，不仅要考虑净资产、债务，更要充分考虑品牌价值、dbx的期权价值以及华夏市场扭亏为盈的潜在价值。我需要这些来说服我的委员会。”
他提出了信息要求，这是拖延和讨价还价的常见手段，但也确实是做出重大决策所必需的。
“另外，”贝尔纳贝补充道，眼中闪过一丝精光，“我希望你能以公司cEo的身份，正式向杨先生的代表提出，询问他们是否绝对排斥一个‘控股股东+重要少数股东联盟’的结构？比如，杨先生持有60-70%，现有主要股东联盟持有30-40%，并签署严格的股东协议，确保杨先生在战略和运营上的绝对主导权，同时少数股东享有知情权和部分重大事项的否决权——如出售核心资产、变更主营业务等。这或许是一个折中方案。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底线是否真的毫无弹性。”
他还在做最后的尝试，试探杨简的底线。
帕尔默心中苦笑，他知道杨简那边通过王曼传达的信息已经足够清晰，但他无法拒绝这个要求。“卢卡，我会尽力获取这些信息，并向杨先生的代表转达你的结构性提议。但我必须提醒你，根据我与王女士的沟通，对方的态度非常坚决，改变其根本前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即必须围绕80%以上控股的前提来思考。”
“我明白。”贝尔纳贝点点头，“但我们总得试一试。同时，我们也需要并行评估，如果没有杨先生，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选择？比如，我们几大股东是否愿意以及有能力共同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