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有了自己的长子，现只取了乳名，想让他的皇爷爷给自己儿子取个名字。
这让朱翊钧很是高兴。
想了许久。
朱翊钧给自己的曾孙，取名朱慈煜。
“煜”指照耀、明亮，自带光华之气，寓意子嗣如日光般璀璨，能护佑社稷昌明……
朱常洛此时也已经四十岁了。
他也开始慢慢的放下手中的权力，给康王世子朱由校，而他自己呢，跑到三清观，静修已经两年了。
这算是跟世宗皇帝一样，操持起来了老本行。
对于这件事情，朱翊钧并未在意。
在他看来，老大这也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让自己的长孙，早早的得到锻炼，也是好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一年又一年。
转眼间，到了万历四十八年。
这一年，不管是对另外一个时空的神宗皇帝，还是对此时大明朝英明神武的天子，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因为在另外一个时空，在这一年的七月份，神宗皇帝驾崩了。
朱翊钧也是非常担心，自己是不是到了今年七月份，也会一命呜呼。
万历四十八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紫禁城内的冰雪虽已消融，但料峭春寒仿佛浸入了乾清宫的砖缝，也盘踞在皇帝朱翊钧的心头。
自打迈入这一年，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隐忧与宿命感的情绪，便如影随形地跟着他。
他照常寅时起身，梳洗，批阅奏疏，召对大臣。
对于国事，他并没有丝毫松懈。
在臣工眼中，陛下依旧是那位威严天成、思虑深远的万历天子。
可近身侍奉的冯安、以及常伴左右的太子朱常澍，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些许不同。
陛下问及日子的频率越来越多，仿佛在无声地计算着时日。
尤其是在每个月的朔望之日。
往日里，陛下更多是沉思国事，如今，却时常会对着窗外萌发新绿的枝桠，或是一阵掠过的春风，发出意味不明的轻叹。
“父皇近来，似乎格外关注节令。”一次从乾清宫出来后，朱常澍私下对太子妃沈婉低语，眉头微蹙：“前日我禀报山东春耕之事，父皇仔细听了，末了却问了一句‘今儿是初几了？’……这不像他往常。”
这个时候的太子，也算真的放飞自我了。
封了两个侧妃不说，还找了七八个侍寝，太子妃也不敢管他，女人多了，他的子嗣也就多了，从万历四十五年到万历四十八年的三年光景中，他又添了三个儿子。
到了四月，这种微妙的异常愈发明显。
山西、陕西的济老院推行顺利，北直隶、山东的也陆续铺开，捷报频传。
朝野称颂陛下仁德之声不绝于耳。
可朱翊钧脸上的笑容却未见增多，反而时常笼着一层淡淡的、挥之不去的沉郁。
他的脾气也变得有些难以捉摸，时而对臣工格外温和，时而又会因一些微末小事流露出不易察觉的烦躁。
五月，榴花似火。
按例，皇室要筹备端午庆典。朱翊钧却以“节俭惜福”为由，下旨将庆典规模减半。
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突然在意起来，太医院院使被召见的次数明显增加，问询的内容从寻常的脉象、饮食，到一些极其细微的感官变化。
御膳房呈上的膳食，他也开始格外留意搭配与禁忌，有些往日爱吃的油腻之物，竟也主动减了分量。
太子、皇后乃至内阁重臣，都隐隐感到不安，却又无从问起。
他们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于陛下年事渐高，精力不济，或是偶感不适。
唯有朱翊钧自己知道，那沉甸甸压在心口的，是什么。
那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回响，是冥冥中一个相同的年份、相同的身份所带来的、近乎谶语般的暗示。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
另一个“朱翊钧”龙驭上宾的月份。尽管他早已改变了太多历史轨迹，尽管他自觉身体并无致命恶疾，但那份对宿命的警惕与隐隐的恐惧，却如春草般在心底疯长。
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在这个时代，这已是不折不扣的高龄。
每一个清晨醒来，感受着身体不可避免的衰老迹象，都让他对那个步步逼近的“七月”，多一分忌惮。
他变得比以往更勤于处理政务，仿佛想在与时间赛跑，将未尽之事多做一分，他也变得比以往更愿意与儿孙相处，太孙朱由栋大婚后已迁出东宫开府，他也时常召见，询问些家常。
坐实了“陛下年老，心境有所变化”的猜测。
六月在闷热与蝉鸣中过去。
进入七月，整个紫禁城的气氛，因皇帝陛下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