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座的车门打开，陈东莱身穿一件洗得有些泛白的黑色大衣，缓缓走下车。他的脸上带着旅途的倦意，但眼神依旧清亮。
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要参加下午的县政府常务会议，陈东莱甚至还愿意在石梁城区多待几天：不仅有机会和汪岳两位领导套套近乎，还能多和明月照一起腻歪两天。
“陈县，您回来了。”唐庆伟，快步迎了上来。他边说着，边从后备箱里拿出陈东莱的行李，动作麻利。
陈东莱微笑着点了点头，拍了拍唐庆伟的肩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走吧，车上说。”
把行李交给守候在楼下的机关事务局工作人员，二人重新坐回车内，桑塔纳缓缓启动，向县委大院驶去。
车内，气氛稍显沉闷。陈东莱打破了沉默，他轻声问道：“春节过得怎么样？家里一切都好吗？阿姨身体还健康吧？”
他在春节前，与川东钻探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一道前往唐庆伟家中，走访慰问了唐庆伟的母亲贺锦。虽然这位老嬢嬢显然还没有真正解开心结，但好歹恢复了与亡夫生前的同事的交流，总归是件好事。
唐庆伟受宠若惊，赶紧回答：“陈书记，您放心，一切都好。我们家最近一直在看《新闻联播》，说今年的分税制改革，动静闹得有些大。他老人家不太懂，但我听着，感觉这事对咱们开江，影响不小。”
陈东莱闻言，眼神微动。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那你觉得，影响在哪里？”
唐庆伟组织了一下语言，恭敬地回答道：“听新闻里说，分税制改革后，国家把部分税种，比如增值税，划分给了中央。地方政府能支配的税收，好像变少了。”
陈东莱赞许地点了点头，他平静地解释道：“你说得没错，这正是分税制改革的核心。改革后，全国的财政收入格局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央政府将拥有更大的财权，而地方政府的财权则相对缩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要卡地方的脖子，而是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同时，中央也承诺，会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弥补地方的财政缺口。这样做，既能保证中央的集中统一，又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此前，地方政府掌握大部分财政收入，但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财政支出。这种模式，导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限制，也使得各地方的财政分配极不均衡。
分税制改革，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生。它将全国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旨在建立一个规范化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体系。
改革开放早期，华夏的税收还在实行包干制度。对于各省而言，基本上都遵循“交够国家的，剩下的留给自己”的原则。中央规定一个固定数值的基数和增长率，按照这个固定数值，从各省抽取税收。抽成的比例大概在10～25％之间。
以1987年建省的江安为例。如果当年财政收入为100亿，若每年增长4%，则次年财政收入应为104亿。中央的抽成比例为10％，那么87年江安省需要上交的税收则为10亿，88年增长到10.4亿。
但实际上，江安省在1988年的收入达110亿。这样一来，超出部分归江安省财政所有，中央不再征收。
在包干制这种独特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在完成上缴任务后，剩余的收入就完全归其所有了。这无疑给了地方政府极大的激励，促使他们积极地去拓展税源、大力发展本地经济。
在这个过程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了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这些乡镇企业不仅为地方带来了增值税、所得税等预算内的收入，还通过创造利润等方式为地方贡献了大量预算外的收益。
当时的企业税负相对较轻，这使得企业在缴纳税款后仍能保留相当一部分的利润。这些丰厚的税后利润不仅为企业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更为地方财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但是财政方面的包干却带来了比较严重的现实问题：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换句话来说，结果就是中央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到1992年，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只剩下了14％。整一个强枝弱干的格局……
面对这种情况，北院的新班子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根据他们的改革方案，国家将会把税收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分别由国税、地税两套机构管理。同时调整税收的分成比例，中央占据了共享收入的四分之三。
这套方案，毫无疑问损害了地方省份的经济利益，因此不出所料地遭到了明暗两方面的抵制。为了推动税制改革继续进行，北院的一位副总亲自披挂上阵，目前正准备与三十多个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