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两步，三步。脚是暖的，地是硬的。
我活了十几年，第一次穿皮鞋。
我问他，老大，你穿过皮鞋吗？
他说，穿过，小时候我爸给我买过一双。
我说，你爸呢？
他说，死了。
我说，我妈也死了。
他说，我知道。
我们没再说话。坐在一起，看着天黑。那天晚上，我觉得我和他是兄弟。
不是亲的，但比亲的还亲。
1999年.............魏瑕死了。
我亲眼看见的。
那是在鬼楼，那是英国人在二战时期建造的大楼，在楼顶上，我看着那个人，我的兄长， 我的老大。
他几乎枯槁瘦弱的不是人样子，他看着我笑着，这种笑只会让我感到温暖，
然后他张开嘴，把枪管含进去，他自己动的，自己把枪管含进去。然后他扣了扳机。
枪响。
他的后脑勺没有炸开，而是沉闷的在他下颚裂开。
我捂着嘴，不让自己叫出来。
然后我和老缅医看着魏瑕。
“怎么办啊，怎么办。”
“老大、”
我呆呆的。
“割了头，得需要投名状。”
“你和我一起剥皮。”
老缅医永远那么沉默，干练，但这次他的手也开始颤抖，拿着手术刀的手不断开始抖。
“不行，不行。”
“不能这么做，这是我的老大。”
我呆着，哭着喊着，我耳边好像响起了声音，魏瑕在说：来吧！索吞，做我们该做的，把事情做了，不亏不欠！
于是我捧着那块皮，皮是软的，凉的，还有血迹。
我在皮上看见刺青的痕迹，是老大的刺青是地图。
他用刺青画的地图，画在皮肤，画在自己的身体里。
我和老缅医一起，把那块皮处理了，做成了一张真正的地图。
老缅医用草药泡，用烟熏，用针线缝。
后来我去了东方。
2005年，我去了东方。
我开始找人，害死老大的人。
地图上标着那些人。
出卖他一家的官吏，收毒贩钱的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警。
一共十七个，十七个名字，十七张脸，十七个地址。
我一个个找。
第一个是一个地方的副局长。
我蹲在他家楼下三天，摸清他的作息，摸清他几点出门，几点回家，走哪条路，抽什么烟。
第四天晚上，我在他回家的路上等他。他从车里下来，往家走。
我走过去，叫他的名字，他回头，看见我，看见我手里的刀。
他张嘴想喊，我没让他喊出来。
我捅了十七刀。
我捅十七刀，让他死得慢一点。
第二个是户籍某领导，他签字同意把魏瑕父亲的案子压下去。
我去他家的时候，他正在喝酒，一个人，对着电视。
电视里放新闻，放缉毒的新闻，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他喝一口，叹一口气。他不知道我在。
我走进去，坐在他对面，他看见我，愣了，问你是谁。
我说，魏瑕的兄弟。
他脸色变了。他站起来，想跑。我没让他跑。我用皮带勒住他的脖子，勒到他不动为止。勒的时候我数数，数到一百二十七。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
我杀了两年。
两年里，我杀了十三个。
剩下的四个死了，老死的，病死的，车祸死的，我都安排了各种。
然后，我中了弹。
水银子弹。
打在我肚子上，打进去的时候不疼，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但我知道完了。
老缅医说过，这种子弹进了身体，人就完了，它会烂在里面，一点一点烂，烂到死为止。
我逃出来，往东走。
走到老大老家，走到他出生的地方，走到他埋的地方。
他的坟在后山，一个小土包
没有名字，没有日期，没有碑文。
我在坟边坐下。
血从肚子里流出来，流到地上，渗进土里，土是黑的，湿的，软的。
我用手摸了摸，是热的。
春天的土，是热的。
我从怀里掏出日记本。
本子旧了，脏了，沾了血。我翻开，一页一页看。
看小时候的事，看姐姐，看父亲母亲，看老缅医，看吴刚，看老大。
看到最后，看见老大对我笑的那一眼。
我笑了。
“老大，”我说，“我来了。”
没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