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在佤邦的山里生下来。
落地时没有哭声，接生的婆子以为是个死胎，拎着我的脚倒过来就要往尿桶里扔。
是母亲扑过去抢下来的，她说孩子只是太累了，哭不动。
她是对的。
我这辈子都像是哭不动，我带着怨气，我一直带着怨气和戾气，把毒贩摧毁的戾气！
父亲在我三岁时开始吸白粉。
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煮豆腐的锅都抵给了毒贩。
母亲给人摘香蕉最后买了锅，之后每天推着破木板车，走三十里山路去寨子里卖豆腐。
她的背很早就弯了，像一截被风雨打朽的竹子，那是我永远记得的背影。
五岁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偷东西。
从毒贩阿卡的裤兜里摸走了半包烟。
不是想抽，只是想看看父亲会不会因为这半包烟多看我一眼。
他确实看了，用烟头烫在我手臂上，骂我杂种，说偷这么点东西够谁用。
七岁，我开始有计划地偷。
专偷毒贩藏在草席下的钱，压在枕头下的手枪子弹，厨房里煮好的米饭。
我不是为了吃，我是为了让他们乱。
父亲每吸一次，我就偷一次他供货的人。
我想过毒死他，把老鼠药掺进他的白粉里。
但母亲跪下来求我，她说他已经死了，活着的是他的尸体，不要脏我的手。
她的手因为磨豆腐常年泡在水里，指缝溃烂，每个季节都会裂开血口。
她用这双手捧我的脸，眼泪掉在我脸上，比父亲的拳头还烫。
十岁那年，父亲因为偷了毒贩的货被打断腿。
我躲在竹林里看着，数着棍子落下的声音。
一共二十七下。
夜里我摸进那个毒贩的家，把他养了三年的斗鸡全毒死了。
我在鸡笼边蹲到天亮，听着他起来后发现时的咒骂声，心里没有一点快意。
只有冷，佤邦雨季前那种渗进骨头的湿冷。
这是什么烂地方！
这是什么烂地方啊，我真想要摧毁这里的腐朽和沉疴，但怎么办，怎么摧毁！
我只有戾气，可戾气不管用，戾气只能杀一个。
十三岁，母亲死了。
说是摔下山崖，但我知道是父亲把她推下去的，为了她藏在推车板夹层里的缅币。
下葬那天没有棺材，用草席裹着埋了。
我在坟前跪了一夜，没哭。
眼泪在佤邦是奢侈品，你得有东西才流得起。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戾气和恨意。
父亲在我十四岁时彻底疯了。
他把最后一点理智也吸进了烟枪里，开始认为我是来讨债的鬼魂。
他打我时不再骂人，只是喃喃自语，说要把鬼赶出去。
有一次他用砍柴刀背劈我的头，血糊住了我的左眼。
幸好没瞎。
不然我还怎么长大。
我在十五岁那年离开了家。
走之前，我去看了父亲的烟友，那个打断他腿的毒贩。
我在他的水缸里下了整整一包老鼠药。
三天后，寨子里传出他暴毙的消息。
我没回去看父亲，他没了供货人，会比死更难受。
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份孝心。
1997年，我十七岁，已经在边境线上活了三年。
偷渡、跑腿、当眼线，什么都干。
我学会了用刀，学会了在夜色里走路不出声，学会了辨别二十种不同的毒品纯度。
我见过八岁的孩子被注射海洛因，见过怀孕的女人用身体运毒，见过老人为了孙子的药钱吞下五十个毒品胶囊。
佤邦的每一寸土地都浸着毒液，每个人都在腐烂，只是速度不同。
然后1998年的雨季，我遇到了何小东。
那是在勐波镇的一个废弃寺庙里，我们七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有人提议抢一次毒贩的运输车，有人说不如直接投靠政府军。
“吵什么。”
声音从门口传来。一个男人靠在门框上，浑身湿透，雨水顺着他的短发往下淌。
他看起来又老又狂暴！
但我总感觉，这小子比我大不了多少。
这个人眼神里有种东西，不是佤邦人眼里常见的麻木或疯狂，而是一种清醒的锐利，在这片地区，我很难见到这种人，这种总是昂扬到极致的眼神。
这个小子，很不错。
“抢一次车能怎样？够你们吃个把月，然后呢？”
他走进来，雨水在布满灰尘的地上印出脚印，“投靠政府军？他们和毒贩穿一条裤子，你们不知道？”
“那你说怎么办？”我问。
我的手按在腰后的刀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