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州去做刺史。薛道衡又不与杨广合作，只过了一年多，便上表请求致仕（退休）。杨广同意他回京，并打算留他做秘书监。

    薛道衡到京后，却呈上一篇长文《高祖文皇帝颂》，对已仙逝的隋文帝极尽赞颂之词。杨广读了此文，气得要命，对大臣苏威说：“薛道衡极力赞美先朝，和《鱼藻》的用意相同。”《鱼藻》是《诗经》中的作品，据说是借怀念武王来讽刺幽王的。但杨广隐忍未发，只是安排薛道衡去做司隶大夫，然后找机会给他安上一个罪名，治他的罪。可是薛道衡一点也没有去想自己的处境有什么不妙。司隶刺史房彦谦是薛道衡的朋友，眼看薛道衡大难临头，便劝他“杜绝宾客，卑辞下气”，要他夹紧尾巴做人，他也不听。有一次朝廷议定新的律令，议论了许久也没有结果，薛道衡便对同僚说：“要是高颎不死，新律早就制定并且颁布实行了！”高颎是文帝朝宰相，相当能干，后因得罪杨广被处死。此话传到杨广耳中，他怒不可遏，当即把薛道衡传来责问：“你怀念高颎吗？”于是下令逮捕他，并给他安上一个“悖逆”的罪名，命他自尽。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倒霉，被流放到新疆的且末。

    薛道衡如此“迂诞”，总不给杨广面子，他由此得祸，虽然让人深感痛惜，却不使人觉得意外。只是给他定一个“悖逆”的罪名，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一介书生，手无一兵一卒，怎么可能心怀叛逆和起兵造反！他无非是不愿意讨好人，不知道卖身投靠罢了！他如果处世圆滑，善于阿谀奉承，不用心琢磨事而专心琢磨人，当然不会如此“迂诞”，也不会遭此大祸了。薛道衡的悲剧，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旧时代忠直耿介之士的共同悲剧。

    说到薛道衡的“迂”，《隋唐嘉话》等野史笔记记载的咏诗一事，倒是很能反映他的性格特点。隋炀帝杨广爱好文学，才华横溢，他曾对臣下说：“人们都认为我是靠父祖的原因当上的皇帝。即使让我同士大夫比试才学，我还是天子。”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自然不能容忍别的文士在诗文上超过自己。有一次，朝廷聚会上，有人出题以“泥”字押韵，众大臣苦思冥想而不见起色，隋炀帝便作了一首押“泥”字韵的诗，众大臣惊叹不已。薛道衡也作了一首以“泥”字押韵的诗，为所和之诗最佳，其中以“空梁落燕泥”一句尤受激赏，众大臣惊叹不已，高呼厉害。当然使隋炀帝嫉妒。据说薛道衡临刑前，炀帝曾问他：“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后人依据此类记载，把薛道衡之死看做诗祸，虽然完全不符合事实，但由此也可说明薛道衡的个性的确狷介，不善于矫饰，更不愿意扭曲本性投人所好，这当然也是一种“迂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