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蒙元帝国遗留下来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如果要结婚的话，只要两厢情愿，可以和汉人结婚，也可以互相通婚，但是不允许蒙古人和色目人在本族内通婚。
只要违反，就杖责九十，男方女方都要充入官府为奴。
朝廷的目的，就是最大程度上模糊民族的界限，尽快让大明的百姓形成统一的整体。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例外呢？
有。
那就是回回钦察！
大明律规定。
“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就是说，大明律规定，回回钦察人可以在族内本类自相嫁娶，如果中国人愿意与之嫁娶，那么不受限制；不愿意与之嫁娶，也无所谓。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回回钦察牵扯到宗教的问题。
大明朝廷在加速民族融合的同时，十分警惕宗教的扩散。
虽然回回钦察也被视为大明子民，也可以在两厢情愿的情况下，自由的和大明百姓嫁娶，但是并不强迫回回钦察与其他民族进行融合，而是允许他们在本族自己繁衍。
仔细想一想，老祖宗的思路是不是还比较清晰。
比起后世一些做法，是不是也有可取之处？
只不过，大明虽然有着良好的期待和愿景，但是好的想法，未必就能得到好的回报。
土木堡之变后，因为瓦剌兵马进逼京师，那些被从沙漠迁徙来的百姓，以及投降的蒙古部民，忽然不知道怎么就应激了。
大量的沙漠遗民和蒙古部族轰然造反，到处烧杀抢掠。
也先在北京城外，对那些死活就是不把英宗接进去的家伙骂的正痛快，忽然发现，咦，我还没动手，怎么这里就乱起来了？
这特么不会讹我吧？
溜了溜了。
这段史料一对照，也就回答了另外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所谓的“北京保卫战”到底打没打？为什么也先骂完人跑路后，守城的那些文臣武将，还是刷出来了大笔的战功。
历史自己有答案。
因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就是在京畿造反的那些各类异族。
虽说这等战果属实没什么成色，但我说一句鞠躬尽瘁，危难之际扶保了大明，这很合理叭？
这次的事件，倒是让大明朝廷警醒了。
景泰五年的时候，正好湖广和贵州等地的苗人开始作乱，朝廷就在河间、东昌等地征召了一些蒙古人去平乱。
然后在平乱结束后，直接把家眷打包送了去，彻底的让他们分散各地，安家落户了。
后来山东巡抚年富，见剩余的蒙古人仍旧很多，忧心这些人成为祸患，就奏请朝廷又迁移了一部分人到南直隶。
在一遍遍的迁徙后，这些分散各地的蒙古人、色目人就彻底的融入了汉人之中。
虽说朝廷在努力的同化融合，但作为最开始安置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老窝，东昌之地仍旧有很多各族百姓的混血。
而且蒙古人不谙耕织，也不会经商，朝廷在对待这里时，也是将这里视作养马地。
单凭养马显然又不足以支撑慢慢增多的人口，许多土地又陆续被拿来种植棉花和麦豆。
可这种脆弱的温驯，在霸州贼攻入东昌府后，立刻又开始骚动不止。
大量的强人窜入山野，沦为贼寇。
不少大盗、响马都依靠着东昌府这个运河边上的地利，开始劫掠商旅牟利。
裴元在得到齐彦名之后，最先做出的安排，就是让他去东昌府，看看能否拉起一拨人来。
齐彦名这种贼帅，确实比较适合草莽环境，很快就开始崭露头角。
后来的时候，裴元要围杀张永和那些京军精锐，手中没什么过硬的牌，就只能又把“我儿奉先”送去陈头铁跟前听用。
在干掉了张永后，罗教那些见了血的青壮需要重新编练，齐彦名和他手下的小股流贼，也就一直留在了罗教的老巢泰安州。
齐彦名这货身为霸州军的六大贼帅之一，肯定是不能和宣府的人打照面的。
之前平定霸州军的时候，除了主力的京军和山东的都司，就是宣、大的人出兵最多。
齐彦名这样的风云人物，要是去陈心坚麾下做事，还是挺容易被识破的。
只不过，尽管用不得齐彦名，也完全可以让齐彦名这个带路党，帮着在东昌府好好张罗张罗。
东昌府的民风粗野，百姓十分彪悍，而且还有一桩好处，这里作为朝廷养马地以及不少人身上都有蒙古血统，骑术上还是很有两下子的。
陈心坚去了东昌府，可以先招募一些流贼盗匪，再加上少量的青壮百姓进行操练。以流贼盗匪，养成队伍的野性。然后慢慢的清除那些流寇，一点点的换成有父母亲人的本土百姓，以加强对整支队伍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