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先说话了。
“我迪奥那件白色的收腰长大衣，就是上个月买的那件，你给我放在哪里？”
她的语气太自然，像是我们从未分开，像是昨天还一起在苏黎世吃午饭，中午她起床，光着脚走出卧室，用指尖捻着杯沿喝我刚打好的抹茶。
我脑子“嗡”了一声，有那么一秒，我已经点开了航司的App，准备定最快一班飞牛津的机票。我甚至已经在脑海里想好了要对她说的话，她只要一句“阿澈，我好想你”，我就会毫不犹豫赶过去，再也不会离开她身边。
但她没有。
她只是问我一件大衣。
我喉咙干得发紧，努力维持语气平稳：“衣帽间最里面那排衣柜，白色系大衣都在那里，应该在左边第二个衣柜，自己找一下吧。”
她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我就挂断了电话。
不是因为不想听，而是那一瞬间心口泛起的失望太重，像被谁捅了一刀，血没流出来，却疼得发麻。
她给我打电话，居然就真的只是为了找一件衣服。
我低头看着手机，屏幕已经熄灭，黑得像极了她那晚不曾亮起的窗。
三天前，我还幻想着她回来，幻想她按门铃，穿着大衣t恤长裤，对我说：“阿澈，我回来了。”
我什么都可以不计较，我甚至可以装作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可她打来电话，却只字未提“想我”。
那种失望太深了，像吞下一口冰冷的水银，从喉咙一直冻到心脏。
十分钟后，她又打来了第二个电话。
屏幕一亮，我却迟疑了几秒才接通。我想，她肯定又没找到，她总是这样，不把东西拿到她面前，她永远找不到。
“找不到就买件新的，我给你买。”
我尽量压抑住语气的刺。
我以为她终于想我了，以为她会说点别的——比如她最近过得不好，比如她也睡不着，比如她梦见我了。
可她还是只说衣服。
“不是…谢谢…”她轻声说，语气忽然变得低下，仿佛被什么掐住了喉咙，“阿澈……”
我握着手机的手顿住了，心跳一下子提了起来。
她终于开口叫我了。
“你在苏黎世吗？”
“对。”我回答，克制地简短。
我屏住呼吸，等她下一句话。我觉得那一句“你在苏黎世吗”，其实是在说——我马上回家了，我很想你。
可她沉默了一阵，还是一言不发，我问她，“还有事吗？”
她的呼吸颤抖，是我从未见过的犹豫和纠结，但是过了半晌，她对我说：“没有…”语气平淡无奇。
我心口像被碾过。等了这么久，她明明想我，却连一句完整的“我想你”都不肯说。
她怕失控，她怕暴露情绪，她总要保留她的骄傲和矜持。可她怎么不明白，我不是别人，我从没想赢过她，我只想靠近她。
我没说再见，也没等她挂断，直接掐断了通话。
我攥着手机，指节泛白，手心一层冷汗。
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但这一次，我真的对她失望至极。
她还是那样，太聪明，太理智，太清醒。
她总是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她明白我爱她，却从不肯给我一个确定的回应。她甚至连一句“我舍不得你”都吝于说出口。
但我不是她的学生，也不是她的助理，我也是我自己，我不该在这段关系里永远卑微。
我丢开手机，走进浴室，把脸浸进冰水里。
冷得像刀子割，反而让我稍微清醒了一些。
我靠着洗手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里血丝密布，像极了备战冬奥会前的自己——疲惫，愤怒，忍耐到极限。
可是那时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辛苦、为什么累，现在却什么都不明白。
我甚至开始恨她的清醒，恨她总能精准拿捏这段关系的尺度，恨她连哭都藏得滴水不漏，恨她在我声嘶力竭的时候，还能一脸无事地去读论文。
而我，一听到她叫我“阿澈”，就什么都原谅了。
我也想要尊严，也想要她哪怕一次不顾一切的奔向我——像福冈花火大会那天一样。
可她没有。
她不会。
我走回卧室，坐在床边，枕头上那股熟悉的洗发水味还是在，我低头嗅了嗅，眼眶忽然发热。
我们曾那么亲密，熟悉到可以猜中彼此的思维路径；我做饭她习惯在后面抱着我的背，叮嘱我多放点糖；她研究模型我总要靠过去揉揉她的头发。她赖床，我把窗帘拉得更紧；她失眠，我抱着她，轻轻给她唱歌。
现在一切都还在，但她不在了。
我的心口空了一块，像被一根温热的针缓慢穿过。她的电话像一场幻觉，而那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