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会展望一下对于未来的期望和期许。
什么晨会、午会、晚会。
什么研讨会，分析会，总结会。
这些乱七八糟的会议，都不用脑子细想，随口一说，它都能说出一大堆。
一天，工作时间八个小时，有六个小时在开会，一个小时在午休，这都已经过去了七个小时。
至于说最后一个小时在干什么？
上厕所，泡茶，闲聊，摸鱼.
这些都需要时间。
你要说开会能开出点儿实质性的东西，这倒是还好。
但偏偏.
干货是一点儿没有，花里胡哨的屁话那又是一大堆。
就比方说，一个讨论问题的会议，有业务部门的同事，向学校领导提出意见：
“领导，在画面的渲染上，我们绘画部门遇到了一些麻烦，需要领导协调一下，帮我们解决.”
问题提出。
这个时候，坐在会议室主位正中，身着白衬衫，黑色西裤，带着经典黑框眼镜，桌旁放着保温茶杯的中年领导。
就会端起桌上的茶杯，轻抿一口。
随即一脸认真地看向你：
“你呢这个事儿啊，我们讲不是说不办，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讲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但是啊，我们可以想办法，这个情况啊，是很复杂，但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我们还得看情况.”
领导坐在主位上，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看似说了很多.
但实际说了又感觉和没说一样。
你听不到任何，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的解决办法。
等到他把废话说完，他就会抬起头来看向你，向你反问道：
“听明白了吗？”
你回听明白了？
那显然是听不明白，这玩意儿说的都不是人话，又怎么可能听得明白？
但你要说没听明白。
这个时候，领导就会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向你：
“小同志，你的悟性还需要加强.”
很显然，这玩意儿就是体制内的一种陋习，很多话它不是说不明白，而是根本就没想说明白——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这三点，便是体制内大部分水货领导赖以生存的王道。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反正都是旱涝保收，做好了没奖金，做不好还要受批评。
既然如此，那还玩儿什么命？
纵然大家都是在互相推诿。
但显然，作为职场新人的江海，对于这些陋习显然是看不下去的。
眼瞅着坐在主位上的领导。
再一次浪费大家的下班时间，开启了自己的废话文学：
“既然让我说两句，那我就来说两句，说两句什么好呢，我想到了这两句.”
江海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只见他当着制片厂上百号员工的面，当众驳斥：
“你他妈能不能说重点？我忍你好久了.”
身着白衬衫，大腹便便的中年领导，显然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当众反驳他？
他一下子愣住：
“你这.”
江海不耐烦地看向他，一句话就给他顶了回去：
“能说说，不能说就滚下去，别浪费大家时间好吗”
阎正德是中宣部委派下来协助动画制片厂工作的体制内人员，是正经八百的副厅级领导。
按常理说，他这种级别的领导讲话，一般是不敢有人插嘴才对。
职级，在那摆着。
资历，也比在场绝大多数人老。
再加上，这是上面派下来协助工作的大领导。
正是碍于这些因素的加持下，平时开会不管他怎么讲话，大家也只能默默忍受着，连句重话都不敢提，更别说当面顶撞.
江海的突然顶撞，是令得阎正德万万没想到的。
他下意识就想要指点起江海：
“你这个小同志.”
可是，当他看清楚从座位上站起来的人是江海之时，原本临近嘴边的训诫又硬生生被他咽了回去：
“是江海啊？那没事了”
在其他人面前，他这个宣传部门的副厅，说话可能还有几分威严。
但在江海面前，他这个所谓的副厅，还真没什么薄面.
不管是央美的宋惠美，又或是澄戏的方振国，这些都是正经八百的厅级干部。
这些人，在江海面前说话，那都是轻声细语.
更何况，他可是亲眼看见过，中宣部的祁部都亲自为江海点烟.
“这人连祁部的面子都不买账，更何况是我？”
想到这里。
被当面顶撞，原本有些愠怒的阎正德，硬生生把情绪收了回去。
随即切换出一副笑脸：
“有事儿，好好说，别生气嘛.”
读书人，有股子脾气，这是很正常的。
读书人要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在遭遇不公正待遇之际都摇尾乞求，那怎么能直抒胸臆，写出震撼人心的文字？
早在1924年，彼时印度著名文豪泰戈尔访华，这一事件震动整个中国文坛。
为了迎接泰戈尔的到来。
彼时文坛，几乎有头有脸的作家，都聚集在一起，为泰戈尔准备了一场极度奢华的生日宴会。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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