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省委大楼依旧庄严肃穆，与红星县那略显灰扑扑的县委小楼仿佛是两个世界。
下车后，宋江没有立刻进去，而是站在车边，与一同返回的各位厅局领导和汉江的同志一一握手。
众人脸上都带着长途奔波后的疲惫，但眼神里多少都有些沉甸甸的收获感。
“韩厅长、陈厅长、王处长，还有亚兵同志，大家辛苦了。”宋江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很清晰，“这一趟，虽然时间短，但我想我们对红星县的了解，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数字和概括了。大家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很宝贵。回去之后，请各位结合本部门的职能，仔细梳理一下，针对红星县的具体困难，看看我们能拿出哪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项目倾斜或者帮扶措施。有什么初步想法，可以先让下面同志草拟，我们后续再集中商议。红星县这块硬骨头，需要我们集中力量，从各个角度去啃。”
“宋书记放心，我们回去就抓紧研究。”几位省厅领导纷纷表态。
汉江副市长王亚兵也点了点头：“书记，汉江这边，特别是农业和市场对接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初步的设想，整理后向您汇报。”
“好，辛苦了，都回去休息吧。”
看着众人散去，宋江才转身走进大楼。
桌上已经摞起了新的待批文件，但他暂时无暇顾及。他需要把脑海里还翻腾着的关于红星县的种种印象、数据和谈话片段，尽快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尤其是要向王维波书记汇报的核心判断。
拨通王维波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两声后接通。
“书记，我宋江。关于红星县的初步调研情况，有些工作需要当面跟您汇报一下。”
“行，你过来吧。”王维波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干脆利落。
几分钟后，宋江坐在了书记办公室的沙发上。王维波从宽大的办公桌后绕过来，与他握了握手，也在对面坐下。秘书泡好茶便悄声退了出去。
“昨天跑了一趟，感觉怎么样？红星县这块硬骨头，不好啃吧？”王维波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目光落在宋江脸上，带着询问，也带着一种了然。
宋江放下手中的笔记本，身体微微前倾，脸上不禁露出一丝苦笑，那苦笑里混杂着疲惫、沉重和一点找到了症结方向的复杂情绪。
“书记，说实话，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一些。”他选择了一个中性的词，“红星县的贫困，是多重因素长期叠加的结果。地理位置偏僻，群山环绕，交通是先天短板，这一点我们之前都有认识。资源方面，除了过去的矿产（现在也受限了）和还算可以的生态环境，确实缺乏特别突出的优势产业基础。这些客观条件，制约很大，改善起来需要时间和大量投入。”
王维波静静地听着，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点着，示意他继续。
“但是，”宋江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起来，“经过这两天的走访、座谈，跟县乡干部聊，跟普通群众聊，跟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聊……我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客观困难固然存在，但更深层次、更关键的问题，恐怕出在‘人’上，尤其是出在我们的干部队伍的思想状态上。”
“哦？”王维波眉梢微挑，放下了茶杯，目光变得专注，“具体说说。”
“我看到了几种比较典型的心态。”宋江回忆着调研中的细节，“第一种，可以叫做‘习得性无助’或者说‘认命躺平’型。一些干部，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在红星县工作多年，经历或者目睹过多次尝试发展却收效甚微甚至失败的情况。”
“第二种，是‘等靠要’思想根深蒂固。觉得红星是革命老区，是贫困县，国家、省里理应给钱给项目。”
“还有一种，”宋江的声音低沉了些，“或许可以称之为‘消极避责’型。觉得发展风险大，容易出问题，不如不干。”
王维波脸上的表情依旧平静，但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像一把解剖刀。“躺平式干部……”他缓缓吐出这几个字，带着冷意，“现在这种风气，确实不是个别现象。一些干部觉得晋升无望，或者自认为看透了，就开始奉行所谓‘无为而治’，不犯错误也不干事，美其名曰‘佛系’。不贪不拿，就自以为廉洁，心安理得。这种干部，占据着位置，消耗着资源，却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耽误一方发展。确实可恨，也必须警惕和扭转。”
他看向宋江：“你看到的这些思想问题，是红星县长期贫困的重要内因，甚至可能是主要内因。地理交通是硬件，可以慢慢改善；但人的思想这个软件出了问题，硬件再好也运转不起来。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看到这一层，很好。这说明你没被表面的困难吓住，而是看到了根子上。”
宋江感受到书记的认可，心里稍微踏实了一些，但压力并未减轻。“书记，认识到问题是第一步。下一步怎么做，才是真正的考验。红星县底子薄，时间紧，明年就要交账，我感觉肩膀上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