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孙坷垃咬牙切齿，对准我大拇指尖的十宣穴，猛地一扎！他鼓着腮帮子，右嘴角竟挂下一滴亮晶晶、足有三寸长的哈喇子，眼看要滴落，他又猛地一吸，“哧溜”一声，那哈喇子又缩了回去。
奇怪的是，我并没觉得疼，反而像憋了一整夜的尿，终于酣畅淋漓地撒了出来一般，浑身陡然一轻。我眯着眼，竟微微笑了笑。紧接着，就看到一股黑中透红、红里泛黑的浓血，像熟透的桑葚汁，猛地从针眼喷出，窜起半尺高，溅了孙坷垃满脸满身。
他那张脸，瞬间被染得如同庙里的鬼判，青红交错，狰狞可怖。我吓得眼前一黑，顿时晕了过去。
当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烧得迷迷糊糊，满嘴胡话。母亲后来告诉我，我说的尽是村里过世之人的秘辛，有些连她都从未听闻。她守在我床边，一夜未合眼，用湿毛巾不停地敷我的额头，眼泪掉个不停。
天快亮时，高烧总算退了。我醒过来，第一个感觉是脑袋里前所未有的清明。那些终日纠缠的迷雾般的影子，消失了；那些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也消散了。世界变得简单而清晰，像被雨水洗刷过的天空。
但随之而来的，是浑身像被抽干了力气般的疲软，眼皮沉重得抬不起来，整个人像是被钉在了床上，连动动手指都费劲。我索性闭上眼睛，决定就这样昏昏沉沉地睡上一整天。
有时候，我强撑着爬起来，身子晃晃悠悠，像个醉汉，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村里漫无目的地晃荡。我耷拉着脑袋，对迎面而来的村民爱搭不理，时不时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用大片眼白斜睨着人。
我就这样直勾勾地盯着那些倒霉蛋，目光呆滞却又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执拗，直把他们看得心里发毛，脊背发凉，最后落荒而逃。
村里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我。从前他们觉得我中了邪，现在他们认定我是真傻了。
生产队长马赶明见到我，不再躲闪，反而眯着眼，像打量牲口似的看我，有时还会从兜里掏出一把炒花生，“哗啦”一声扔在我脚前的土里，示意我去捡。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他是把我当成了他家的“傻三”一样看待——马赶明家有个傻儿子，排行老三，村里人当面背后都叫“傻三”。他还有个三叔，也是个傻子。村里人常常这样逗弄他们爷俩，扔点吃食，看他们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捡。
会计侯存良见了我也是一样，像逗弄阿猫阿狗似的嬉笑撩拨。侯家也有个傻子，叫“傻兵”。他们见我这般阴阳怪气、混沌未开的模样，非但不同情，反而得意得嘴角都咧到了耳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马赶明和侯存良常对邻里宣扬：“瞧见没？侯家马家辈辈出傻子，现在他们刘家也出傻子了！”他们把我当作刘家出的第一个傻子，也把他们两家的这桩“丑事”，当成了宽慰自己“做坏事也没报应”的例证。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骨子里承袭了他们父辈马高腿和侯宽的混账血脉。别人家天大的不幸，恰恰成了他们两家最开心的笑料。
我虽浑浑噩噩，但这些刺耳的话，却一字不落地听进了心里。有时，我会突然抬起头，直勾勾地、死死地盯着他们，直到他们心里发虚，脸上挂不住，讪讪地走开。
母亲为我哭干了眼泪，父亲则整日阴沉着脸，闷头抽烟。村里人都在背后议论，说刘家算是完了，出了这么个傻子，将来怕是连香火都要断了。
可他们哪里知道，虽然我看不见那些“云雾人”了，却好像打开了另一扇门——我能隐隐约约看透人心了。马赶明表面上对我极尽嘲弄，可夜深人静时，他却会跪在祖宗牌位前，苦苦祈祷，求老天爷别让他那傻儿子“傻三”的病再加重。侯存良虽像逗狗一样逗我，却会趁人不注意，偷偷把半袋粮食放在我家门口，放下就走。
更有趣的是，我发现自己虽然看似痴傻，学习能力却出奇地好。村里先生教的字，我看一遍就能记住；复杂的算数题，别人还没弄懂题意，我心里早已有了答案。但我从不点破，依旧装我的傻子。
因为我渐渐明白，在这个村子里，有时候，装傻充愣比显摆聪明更安全。那些“云雾人”虽已不见，但这世上的“鬼”，可远远不止一种。
有一天，我在村口那棵曾经吊死过人的大槐树下发呆，忽然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孙坷垃。他远远地站着，眼神复杂地望着我。我冲他咧嘴笑了笑。他的脸色“唰”地变得惨白，像是见了鬼一样，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后来听母亲念叨，孙坷垃自打那天给我放了血之后，自己反倒病了一场，躺了整整一个月。他逢人便说，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东西，差点把老命都搭上。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大拇指上的那个针眼，它早已结痂脱落，只留下一个小小的、淡淡的白色斑点。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被强行打开过，就再也无法彻底关上了。
如今的我，白天是刘家那个人尽皆知的傻儿子，眼神呆滞，行为怪异。到了夜晚，我才会在如豆的油灯下，偷偷翻看不知从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