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后的名誉地位在你手里，不要认为我不知道。”
这番话既是对魏收史笔的重视，也暗含着对他的期许与警示。
侯景叛乱时，高澄命魏收撰写五十余页的讨敌檄文，他不到一天便完成；后又命其起草致南梁的檄书，他入夜执笔，三更即完，七页纸的文章字字铿锵、气势磅礴。
孝静帝秋季射箭宴上，群臣赋诗助兴，魏收诗作末句“尺书征建业，折简召长安”，尽显雄壮豪迈之气，高澄赞叹不已，对左右说：“我朝现在有魏收，便是国家的光彩。
雅俗共赏的文章，析理通达，气势纵横。
邢子才、温子升都赶不上他，我有时心有所思，未能言说或言辞不详，魏收的文章却能将我的想法尽数表达，这种人才真难得。”
此后，魏收又兼任主客令，接待梁朝使者谢珽、徐陵，其文采与风度让南朝使臣折服，进一步巩固了他“北地才子”的声誉。
北齐天保元年（550年），高洋代魏建齐，魏收因参与撰写受禅诏书典册，被任命为中书令，仍兼着作郎，封富平县子，深得文宣帝高洋信任。
天保二年（551年），朝廷正式下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一使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核心。
高洋对他寄予厚望，不仅给予优厚俸禄，让他专门在史馆着述，不参与其他事务，还承诺：“好好地执笔写史，我始终不会像拓跋焘那样诛杀史官。”
魏收也不负所托，在前人史料基础上，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等学者博览总括、斟酌辨析，历时数年完成这部史学巨着。
除修史之外，魏收在北齐朝堂一路高升，历任魏尹、秘书监、中书监、尚书右仆射等职，总议监五礼事，参与修定律令，天保八年（557年）加太子少傅，太宁元年（561年）加开府，权倾一时。
武成帝高湛在位时，终日沉湎酒色，将朝中大事托付给侍中高元海，而高元海平庸无能，便虚心依赖才名震动世俗的魏收与善于处理繁琐事务的毕义云。
然而，此时的魏收却选择畏祸保身，未能挺身而出匡救时弊，遭到时人讥讽，这也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污点。
武成帝曾在华林园建造玄洲苑，极尽山水台阁之壮丽，特意下诏在台阁中画上魏收的画像，足见对他的器重与恩宠。
武平三年（572年），魏收病逝，享年六十六岁，朝廷追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以三公之礼厚葬。
但令人唏嘘的是，因修史得罪了众多贵族子弟，北齐灭亡后，魏收的坟墓被仇家挖掘，遗骨被抛出墓外，一代史学巨匠身后竟遭此劫难，令人叹惋。
《魏书》是魏收一生最核心的成就，也是引发争议最多的焦点。
这部耗费数年心血编撰的史书，共一百三十卷，包括十二纪、九十二列传、二十志，涵盖天象、地形、律历、礼乐、食货、刑罚、灵征、官氏、释老等诸多领域，独创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体例完备，内容详实，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尽管饱受争议，但《魏书》的史学成就毋庸置疑。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记载北魏一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上起拓跋珪建国称帝，下至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历时一百四十八年，系统梳理了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史实。
书中的《官氏志》详细记载了北魏鲜卑族的姓氏演变与官制沿革，为研究民族融合提供了珍贵资料；《释老志》则首次系统记录了佛教、道教在北魏的传播与发展，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文献；《食货志》对北魏的均田制、租调制等经济制度的记载，成为研究古代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的关键依据。
从史学编纂角度而言，《魏书》“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叙事条理清晰，议论深刻独到，部分传记生动传神，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色彩。
例如，书中对孝文帝改革的详细记载，完整呈现了这一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融合事件，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详尽的史料支撑；对北魏与南朝、柔然等政权关系的记录，也展现了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
《魏书》修成后，便引发了轩然大波，被众多贵族子弟指责为“秽史”，这一争议流传千年。
究其原因，与魏收的性格缺陷与修史态度密切相关。
史载魏收“性格急躁，不能公平待人”，对于过去与他有冤仇的人，大多隐去其善政美德，不予记载；而对亲族、故旧则多有溢美之词。
他甚至曾洋洋自得地说：“你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敢同我魏收作对！
我的史笔要抬举你能让你上天，要贬低你能让你入地。”
这种主观臆断、挟私报复的修史态度，成为《魏书》遭人诟病的核心症结。
《魏书》修成后，前后投诉史书失实的达一百多人，有人控诉遗漏了自家世系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