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诏令后，游雅深知责任重大，立即投入到紧张的修律工作中。他参考汉、魏、晋以来的法律体系，结合北魏的社会现实与民族特点，夜以继日地钻研修订，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了律令的修订工作。此次修订共制定律令三百九十一条，内容涵盖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多个领域，对原有严苛的刑罚进行了大幅调整，废除了许多残酷的刑罚手段，明确了罪名与刑罚的对应关系，使律令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同时，游雅在修订律令时，将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融入其中，注重对百姓的教化，强调法律的宽仁与公正，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游雅修订的律令经太武帝审阅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施行。这是北魏建立以来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律制度，标志着北魏的法治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对巩固北魏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民族融合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套律令不仅在北魏长期施行，还对后世的北齐律、隋律、唐律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发展演变的重要环节。游雅也因此成为北魏着名的法律学家，其在律制改革中的贡献被永久载入史册。
除了律制改革，游雅在军事与地方治理方面也颇有建树。正平二年（452年）十月，北魏宫廷发生动乱，宗爱弑杀太武帝拓跋焘，立南安王拓跋余为帝。不久后，拓跋余又被宗爱所杀，朝廷陷入混乱。在这关键时刻，游雅挺身而出，与其他大臣一同迎立太武帝之孙拓跋浚即位，是为文成帝。因拥立之功，游雅进爵为侯，加建义将军，擢为散骑常侍，专门负责保护文成帝的安全，深得皇帝的信任与倚重。
兴安二年（453年），山东地区爆发平安人民起义，声势浩大，震动朝廷。文成帝任命游雅为平南将军，率军前往平叛。游雅虽为文人，但颇具军事才能，他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一方面严厉打击起义军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安抚受裹挟的百姓，仅用半年时间便成功平定了叛乱，恢复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叛乱平定后，游雅出任东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期间，他为政清廉，推行惠政，重视农业生产与民生改善，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与拥护，展现了一位循吏的良好形象。
四、争议人生：学术之争与构陷惨案
然而，游雅的人生并非完美无缺，其性格中的自负、偏狭与护短，最终导致了一场震惊朝野的学术惨案，也成为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这一惨案的受害者是当时着名的儒学者陈奇，而悲剧的起因仅仅是一场学术观点的分歧。
陈奇刚入京时，游雅十分看重他的才学，打算推荐他担任史官。然而，在随后的学术讨论中，两人却因对经典的解读产生了严重分歧。游雅推崇马融、郑玄的学说，而陈奇则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不盲从权威。某次讨论《易经·讼卦》中“天与水违行”的含义时，游雅牵强附会地说：“从葱岭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所谈到的应是从葱岭以东的情况。”陈奇则反驳道：“《易经》理绵远广大，包含宇宙。如像您所说的，自葱岭以西，难道东向望天吗？”类似的争论多次发生，陈奇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屈从于游雅的权威。
游雅生性护短，且自负甚高，无法容忍陈奇的反驳与质疑，逐渐对其产生怨恨。他开始当众侮辱陈奇，或用“尔汝”等不敬之词称呼他，或将其斥为“小人”。陈奇不甘示弱，也时常针锋相对，评论游雅的过失，两人的矛盾日益激化。后来，游雅奉命负责补充秘书省官员，因怨恨陈奇，便故意搁置了推荐他的事宜，导致陈奇闲置数年。期间，高允与陈奇一同校正古籍，对陈奇的学识十分赞赏，认为他“远见卓识，通识渊博，非平凡学者所能企及”，并委婉劝说游雅：“您在朝野都有很高的声望，为什么要与野儒去辨什么简牍章句呢？”然而，游雅不仅不听劝说，反而认为高允偏袒陈奇，怒称：“您难道是结党小人？”
为了打压陈奇，游雅将其注释的《论语》《孝经》当众烧毁，还散布言论，禁止京城后生跟随陈奇学习。但陈奇并未屈服，依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后来，游雅撰写昭皇太后的碑文，将太后比作前魏的甄后，而实际上太后本是郭后，这一错误被陈奇指出并传到了皇帝耳中。皇帝下诏让司徒核查，证实了游雅的失误，游雅因此更加怨恨陈奇。
不久后，有人撰写了一篇谤讥之书，文中为陈奇的不得志鸣不平，并有怨时之辞。游雅趁机嫁祸陈奇，声称这篇文章是陈奇唆使他人所作，并依据当时“制造毁谤之书者戮灭一族”的律文，列举陈奇的“罪行”，将其逮捕入狱。司徒平原王陆丽深知陈奇是被冤枉的，十分爱惜他的才学，便将案件拖延了一年多，希望能为其争取宽释的机会。但游雅紧追不放，反复进言施压，最终导致陈奇被判死刑，且殃及全家，酿成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