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武功赫赫，文治亦有建树。
他重视文化教育，征召天下博学之士，命魏收编撰《魏书》，虽以“快写，不然杀你”相催逼，却也促成了这部重要史书的完成；他喜爱文学，曾与文学家邢邵当场唱和作诗，文采斐然，赏赐颇丰；他推崇佛教，在邺城广建寺院，甚至上演“舍身佛寺”的闹剧，让大臣花钱将其赎回，虽荒诞却也推动了佛学的兴盛。
此时的高洋，无疑是南北朝时期最耀眼的君主之一，其雄才大略，足以与北魏拓跋焘、南朝刘裕比肩。
天保六年（555年）前后，也就是高洋30岁左右，这位曾励精图治的开国君主，突然性情大变，一步步走向癫狂与残暴，沦为令人发指的“禽兽皇帝”。
这场转变毫无征兆，却又来得极为猛烈，将北齐的盛世根基逐渐摧毁。
高洋的癫狂首先体现在酗酒无度上。
他从此沉溺酒色，日均饮酒超五斤，常常酩酊大醉，酒后更是行为荒诞，毫无君主体面。
他曾赤身裸体在街头狂奔，甚至涂脂抹粉、穿戴女装招摇过市；寒冬腊月，他脱光衣服躺在雪地里，大喊“酷热难耐”；盛夏时节，他又穿着厚重的朝服暴晒于烈日之下，侍从劝诫便遭打骂。
酒精彻底摧毁了他的理智，也释放了他内心深处的暴戾因子。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的残暴嗜杀。
高洋的杀戮毫无逻辑，无论是宗室亲族、朝廷重臣，还是宫女宦官，稍有不顺心便惨遭毒手。
他的宠妃薛嫔本是从堂叔高岳家中所得，只因薛嫔曾嫁过人，高洋便在一次宴会上将其亲手斩杀，割下头颅藏于怀中，席间突然抛出，吓得众臣魂飞魄散，他却淡定地将薛嫔的大腿骨制成琵琶，弹奏着吟唱“佳人难再得”，其残忍令人毛骨悚然。
宗室高浚、高涣因劝谏他戒酒，被他关入铁笼，最终下令用长矛将二人刺死，尸体投入漳河；大臣高德政因屡次劝谏，被他下令锯死，还不解恨地将其妻儿斩首；他甚至让宫女与猛兽搏斗，以此取乐，看着宫女被猛兽撕咬，竟开怀大笑。
他的暴行不仅针对外人，更波及至亲。
母亲娄昭君见他荒淫无道，气得拿棍子打他，高洋竟边跑边哭着喊：“我把老娘嫁给胡人！”
气得娄昭君当场晕厥；他曾酒后掀翻母亲坐的矮凳，导致娄昭君摔伤；对待岳母，他更是毫无顾忌，一次醉酒后，竟一箭射穿岳母的脸颊，骂道：“我醉时连亲妈都不认，何况你这老奴！”；皇后李祖娥虽深得他宠爱，却也时常遭其虐待，他曾威胁要杀了李祖娥的儿子，吓得李祖娥终日惶惶不安。
在朝政上，高洋彻底废弃了前期的清明政策，变得荒淫无道、大兴土木。
他征调三十万民工修建邺城三台宫殿，宫殿高二十七丈，工期紧迫，民工昼夜劳作，锯木溅火，夜里举蜡照明，累死数万人；他无视百姓疾苦，滥发徭役，导致田地荒芜，民不聊生；他废除谏官制度，杀死所有敢于劝谏的大臣，朝堂之上人人自危，无人敢直言进谏。
此时的北齐，早已不复初期的繁荣，而是沦为一片人间地狱，百姓怨声载道，统治根基摇摇欲坠。
高洋的癫狂还体现在一系列荒诞的举动上。
他曾自封“宇宙大将军”，跑到长城上大喊“我要当皇帝”，胡言乱语，状若中邪；他一边杀人如麻，一边大肆修建寺院，邺城寺院林立，形成了“佛塔遍地，白骨如山”的诡异景象；他甚至沉迷于“预测吉凶”，用箭射皇后李祖娥的母亲，声称“射中便为吉”，全然不顾亲情与伦理。
他的行为举止，已然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范畴，沦为史册中“儗以桀、纣，诚有过之无不及者”的暴君典范。
高洋的性情剧变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其一，高氏家族存在精神失常的遗传隐忧。
父亲高欢多疑暴躁，兄长高澄曾因小事杖杀近臣，弟弟高湛、高演日后也展现出残暴嗜杀的特质，高洋幼时便有躁郁倾向，只是靠隐忍压制，登基后大权在握，便再也无法控制；其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高洋登基后，废除谏官制度，杀戮劝谏大臣，没有了任何权力约束，长期压抑的天性彻底释放，最终走向失控；其三，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让他陷入自我否定。
登基初期，高洋怀揣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但攻打南梁失利，北周逐渐崛起，统一大业遥遥无期，这种落差让他备受打击，在极致孤独中只能靠酗酒、暴行麻痹自己；其四，长期的酒色过度与精神压力，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导致其心智逐渐失常。
天保十年（559年），长期的酗酒与残暴行径，彻底掏空了高洋的身体。
他患上怪病，食道溃烂，无法进食，只能靠喝蜂蜜水维持生命，临终前浑身脓疮，痛苦不堪。
此时的高洋似乎恢复了一丝理智，他对皇后李祖娥说：“你怕我吗？我快死了，到时对你和儿子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