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朝元老，王僧虔始终以民生为重，关注时政弊端。
他发现郡县监狱长期存在“上汤杀囚”的陋习，即用毒药杀害囚犯以泄私愤或草草结案，当即上疏朝廷，指出“汤本以救疾，而实行冤暴”，主张囚犯患病应先由郡县官员与医者共同诊验，远县囚犯允许家人探望后再处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无怨”，齐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废除了这一冤暴陋习，彰显了他的民本思想与政治担当。
齐太祖萧道成本人也酷爱书法，常与王僧虔切磋书艺。
一次，二人赌书完毕，太祖问：“谁为第一？”王僧虔从容答道：“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
太祖闻言大笑，赞叹道：“卿可谓善自为谋矣”。
这句看似圆滑的回答，实则蕴含着极高的政治智慧——既不贬低自己的书法造诣，也不冒犯帝王的尊严，既展现了文人的自信，又体现了臣子的谦逊，成为后世流传的佳话。
此外，王僧虔还应太祖之请，搜集民间罕见的古代书迹，将吴大帝、桓玄、王导等十二位书家的作品整理成十二卷奏上，并献上羊欣所撰《能书人名》一卷，为保护古代书法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元元年冬，王僧虔出任持节、都督湘州诸军事、征南将军、湘州刺史，仍兼任侍中。
在湘州任上，他依旧保持着清简务实的作风，“不营财产，百姓安之”，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与拥护。
齐世祖即位后，欲任命王僧虔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这一职位相当于宰相级别。
王僧虔得知后，以“一门有二台司，实可畏惧”为由坚决推辞，他对兄子王俭（时任朝宰）说：“君子所忧无德，不忧无宠。吾衣食周身，荣位已过，所惭庸薄无以报国，岂容更受高爵，方贻官谤邪”，最终改授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
这种功成身退、不慕荣利的品格，在南朝士族中尤为难得，也让他赢得了更为深远的声望。
王僧虔的书法成就，不仅体现在其精湛的书写技艺上，更在于他对书法理论的系统构建，其着作《论书》与《笔意赞》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后世誉为“书论经典”。
作为琅琊王氏书法传承的核心人物，他的书法风格继承了王羲之、王献之的精髓，又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与创新，笔法遒劲稳健，结体端庄典雅，兼具“骨力”与“气韵”，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其传世书迹有《王琰帖》《御史帖》《陈情帖》等，皆为书法史上的珍品，对后世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书》是王僧虔的代表性书论着作，见于《书苑菁华》第十一卷。
这部着作简明扼要地论列了自东汉至南朝宋的四十余位书家的艺术成就与风格特点，品评客观公允，不偏不倚。
他既肯定了张芝、王羲之、王献之等大家的卓越贡献，也对其他书家的优劣进行了精准剖析，其品评方法注重“形神兼顾”，既关注笔法、结体等外在形式，也重视气韵、风骨等内在精神，为后世书论品评树立了典范。
例如，他评价王羲之“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既形象又贴切，成为后世形容王羲之书法的经典之语。
更为重要的是，王僧虔在《笔意赞》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形神兼备、神采为上”的书法创作与鉴赏原则，这一理论成为中国书法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
《笔意赞》全文仅一百余字，以《告誓》与《黄庭经》为范本，对书法艺术的本质、学书方法、器具选择、用笔标准、结字技巧等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语言简练优美，耐人寻味。
他在文中强调，书法创作的最高境界是“心、手、笔相忘”，即创作者需达到心与手、手与笔的高度统一，才能自然地表达情感，展现书法的神采。
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书法艺术的本质规律，超越了单纯的技法层面，上升到了美学与哲学的高度，对后世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此外，王僧虔还注重书法教育的传承，他将琅琊王氏的书法秘诀与自己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形成了系统的学书方法，其侄孙王慈、王志等皆受其影响，成为南朝着名书家，延续了琅琊王氏在书坛的辉煌。
他的书法理论与实践，不仅总结了汉魏以来书法艺术的发展成果，更为唐代书法的鼎盛奠定了理论基础，颜真卿、柳公权等唐代书法大家都深受其“神采为上”思想的影响，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持续发展。
王僧虔的才华远不止于政治与书法，他还是一位精通文史、音律、礼乐的“通才型”学者，在多个领域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与突出的贡献。
他“好文史，解音律”，对朝廷礼乐制度尤为关注，深知礼乐对于维护统治秩序、传承文化传统的重要性。
南朝宋齐之际，朝廷礼乐多违背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雅乐逐渐衰落，王僧虔对此深感忧虑。
宋升明年间，萧道成辅政时，王僧虔上表朝廷，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