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建康后，江总凭借其卓越的文学才华与深厚的资历，迅速获得陈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中书侍郎，负责起草诏令、编纂国史。
陈文帝在位期间，注重文化建设，江总得以充分发挥其文学专长，参与制定陈朝的礼仪制度，主持文学宴集，其声望在文坛与官场日益提升。
陈废帝即位后，江总升任太子詹事，辅佐太子处理政务，同时继续活跃在文坛，与徐陵、阴铿等着名文人交往密切，共同推动南朝陈文学的发展。
陈后主陈叔宝即位后，江总的人生迎来了巅峰，也陷入了争议的核心。
陈后主自幼喜爱文学，对江总的诗才极为推崇，即位后便对其委以重任，累迁至尚书令，使其成为陈朝的宰相。
然而，这位“宰相”却并非以治国理政见长，而是以文学侍从的身份陪伴陈后主终日游宴后宫。
陈后主在宫中设立“文林馆”，召集江总、孔范、陈暄等十余人，组成了着名的“狎玩之客”群体，他们终日饮酒作乐，赋诗作对，将宫廷变成了文人聚会的场所。
江总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与文坛领袖，不仅带头创作，还负责品评诗作，其诗作多描写妃嫔的美貌与宫廷的奢靡生活，辞藻轻艳，格调柔靡，成为宫体诗的代表风格。
在这段时期，江总创作了大量宫体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闺怨篇》与《宛转歌》。
《闺怨篇》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女子的相思之苦，语言华丽，对仗工整，开创了七言排律的新体式，对后世七言歌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宛转歌》则以优美的意境与流畅的韵律着称，辞藻绮丽，情感缠绵，尽显宫体诗的艺术特色。
然而，作为宰相，江总“身处宰辅，不理政务”，对陈朝的内忧外患视而不见，任由朝政日益衰败，典章制度崩坏，有大臣上书劝谏，反而遭到排挤打压，最终导致“国政日倾，纲纪不立”的危局。
因此，后世多将江总视为“亡国之臣”，批评他“耽于享乐，误国误民”，“狎客宰相”的标签也成为其历史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政治上备受争议，但江总的文学成就却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可。
清代文学评论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价道：“后主词臣，江总尤工五七言，渐入近体”，肯定了他在诗歌格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更是盛赞其诗“如初日芙蕖，自然可爱”，高度认可其诗歌的艺术价值。
江总的诗作不仅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部分作品也暗藏着对国家命运的隐忧，如《哭鲁广达》一诗，便是在陈朝灭亡后，为悼念战死的将领鲁广达而作，诗中“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的名句，情感真挚，悲怆动人，展现了他并非全然沉溺享乐，也有着家国情怀与忠义之心。
祯明三年（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派遣大军南下伐陈，建康城破，陈朝灭亡，江总作为陈朝重臣，被隋军押送至长安。
与陈后主等皇室成员不同，江总因“词臣无过”，并未受到隋文帝的追责，反而因其文学声望得到了优待，被任命为上开府一职。
然而，江总深知自己作为亡国之臣，在隋朝官场难以有所作为，且年事已高，无心仕途，便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实职，潜心于文学整理与佛典研究。
在长安期间，江总与隋朝的文人雅士多有交往，时常参与诗酒唱和，其诗作风格也逐渐发生转变。
历经国破家亡的巨变，他的诗歌褪去了宫体诗的轻艳浮华，多了几分沧桑感慨与人生感悟，其中最着名的便是《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
这首诗是江总晚年从长安南归扬州途中所作，诗云：“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全诗以“南云”“北雁”“篱菊”等意象寄托思乡之情，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挚深沉，语浅而情深，成为流传千古的思乡名篇。
此外，他还创作了《南还寻草市宅》等诗作，感叹兴亡盛衰，追忆故园往事，被后世评论家誉为“乱世真情之作”。
晚年的江总寓居洛阳，与高僧智顗大师交往甚密，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开始潜心研究佛典，注疏《大涅盘经》二十卷，将文学才华与佛学修养相结合，展现了其思想的成熟与超脱。
同时，他还致力于整理自己一生的诗作，编纂成《江令君集》三十卷（今佚，明人张溥辑有一卷），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文学资料。
这段时期的江总，彻底摆脱了政治的纷扰，回归到文学与精神追求的本质，其人生境界也得到了升华。
他在《自叙》中自称“历升清显，备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权幸”，虽有自我开脱之嫌，却也真实反映了他晚年对人生的反思与定位。
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江总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病逝，享年七十六岁。
这位横跨三朝的文坛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