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相就更不用提了。
像耿炳文、华云龙、顾时、谢成、汪兴祖、郭承兴这些人，不光在王府里头挂着要职，手里还实打实地攥着一地甚至一省的兵权。调兵遣将都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
尤其是耿炳文，那是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老将。防守长兴城的时候以七千人对十万，硬是守了四十多天，城墙上打得火星四溅，名震天下。
这样的人放在藩王府里当武相，地方上的都指挥使见了都得乖乖行礼，腰弯得比谁都低。
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便可调动。那威势，那排场，地方上的官员见了哪个不得弯着腰说话，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换句话说，明初的藩王，除了不能随便任免地方官、不能直接从百姓手里收税之外，那就是个实打实的小皇帝。
走到哪儿都前呼后拥，锦衣玉食。王府的规制甚至比照着宫里的规格来。
秦王府的宫殿，据说规模只比南京的皇宫小一号。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远远望去一片金碧辉煌。
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见了他们，都得规规矩矩行礼，半点怠慢不得。逢年过节，各级官员排着队到王府送礼，那场面热闹得跟赶集似的，抬礼物的担子能从府门口一直排到街尾。
可就算把儿子们喂到这份上了，朱元璋还是觉得不够。
他像是一个生怕儿女在外受苦的老父亲，恨不得把整个家底都搬给他们。
他还在皇子们正式就藩之前，大把大把地赏赐皇庄和奴仆。仿佛生怕哪个儿子到了地方上多吃一口苦、多受一分累。
有个说法，燕王朱棣就藩北平时，光是赏赐的皇庄就有一千多顷，奴仆数千人，牛羊马匹不计其数。浩浩荡荡地往北开拔，那阵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迁都。
人口和土地，那是封建时代最金贵的资源。攥住了这两样，就等于攥住了财富和人力，攥住了一方天地的命脉。
有了地就有了粮，有了人就有了兵。一个藩王就算什么都不做，成天躺在王府里睡大觉，也能在封地上活得像土皇帝一样滋润。
也正是因为这个，建文帝一上台就急赤白脸地要削藩，一天都等不了。
他坐在南京的龙椅上，往四面八方一看，到处都是他那些手握重兵的叔叔们——北有燕王，西有秦王，东有齐王，南有湘王。他能睡得着吗？
据说建文帝继位之初，曾经在寝宫里对着地图发了一夜的呆。烛火通明，太监们守在门外，只听见里面不时传出踱步的声音。第二天早上他走出寝宫的时候，眼眶都是青的，像是被人打了两拳。
就连后来那个造反成功、踩着亲侄子的尸骨坐上龙椅的永乐大帝朱棣，虽然嘴上高喊着“祖宗之法不可废”——声音大得恨不得让全天下人都听见——私底下却变着法子找各种理由，把藩国一个个连根拔掉。
把各地的藩王当成囚犯一样圈在王府里，连出门踏个青都得先打报告，等批复等得花儿都谢了。
王府的护卫一减再减。从最初的三护卫一万九千人，削到最后只剩几百人，连看家护院都嫌不够。
到了最后，堂堂一个亲王，手底下能调动的兵还不如一个千户。出个城都得跟当地的知府衙门报备，活得比一个富家翁都不如。富家翁好歹还能到处走动走动。
这一切的根子，说到底，都埋在朱元璋那本《皇明祖训》里头，一条打破常规、甚至可以叫“大逆不道”的规定里。
这条规定就像一个埋在皇权地基下的火药桶。谁坐上去都觉得屁股底下烫得慌，挪又不敢挪，坐又坐不住。
那条规矩写的是：“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这句话，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那句“靖难讨奸，以清君侧”。
也是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用来堵住天下悠悠众口的法理依据。
他拿着这条祖训，站在三军阵前，身后是黑压压的甲士，旌旗猎猎作响。理直气壮地告诉天下人，他不是造反，他是奉了祖宗的遗训来替天子清理身边的小人。
这一条，就把“叛乱”变成了“勤王”，把“谋逆”变成了“忠孝”。黑的变成了白的，白的变成了黑的。
试问，天底下哪个皇帝能容得下藩王坐大，手里攥着刀把子，随时可能架到自己脖子上？
更可怕的是，这把刀还是你亲爹亲手递过去的。
你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你敢动藩王，就是违背祖训；你不动藩王，他们迟早要动你。横也是死，竖也是死，怎么走都是死胡同。
然而有意思的是，不管建文帝那种激进的、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叔叔们全撸掉的削法——即位不到一年连削五王，贬的贬、囚的囚，逼得湘王朱柏举火自焚，阖府上下哭声震天——还是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