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内部蓬勃生长的力量，高槿之将更多精力投向了对外战略和制度构建。他与李瀚明的沟通越发频繁和深入。
“槿之，好消息是，陈副市长那边对你们的评价确实很高，他甚至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表示，你们这种‘社区内生性发展’模式，可能为省内众多拥有丰富民族文化资源但生态脆弱的地区，提供一条可借鉴的路径。”李瀚明在电话里说道，语气中带着鼓舞，“但坏消息是，宏远并没有闲着。他们正在积极游说省里主管招商引资和大型项目审批的关键部门，强调他们方案能带来的‘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和税收，并且……他们可能正在寻找你们内部可能存在的弱点。”
“弱点？”高槿之眉头紧锁。
“比如，村民并非铁板一块。在巨大的利益承诺面前，是否有人会动摇？咱们的内部管理，是否足够规范，经得起最严格的审计？还有，咱们与所有境外机构的往来，哪怕只有一封邮件，是否都无懈可击？”李瀚明提醒道，“资本的手段很多，明的暗的。他们之前用了‘国家安全’的大棒，现在可能转向更具体的、商业或管理层面的攻击。咱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这番话让高槿之警醒。的确，文化节凝聚了人心，但长期的贫困和对更好生活的渴望，依然是部分村民心中容易被利用的软肋。宏远如果无法从外部摧毁他们，很可能会尝试从内部分化他们。
他立刻与卡朋长老、诺罗以及几位核心村民代表进行了紧急磋商。
“瀚明提醒得对。”高槿之坦诚相告，“我们必须假设，宏远的人可能会私下接触村里的某些人，许以重利，试图瓦解我们的团结。”
卡朋长老沉吟片刻，用烟斗轻轻敲了敲桌面：“人心是肉长的，看到好处，动心不奇怪。堵不如疏。我们要把话说在明处，把利害关系讲清楚。”
诺罗接口道：“对！我们可以召开一次全体村民大会，把宏远那个‘混合所有制’方案的本质，以及如果我们被吞并后可能失去的东西，比如土地决策权、文化主导权，甚至可能因为环境破坏而失去的传统生计来源，都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同时，也要把我们自己规划的美好前景，以及现在已经取得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手工作坊的分红、生态导览员的收入，摆出来对比。”
一位负责财务管理的村民代表补充：“我们的账目一直是对全体公开的，每一笔收入、每一项支出，包括高先生你们团队的经费使用，都定期公示。这一点要继续坚持，而且要做得更细致，让每个人都看得懂，心里有本明白账。”
经过讨论，他们决定采取“透明化”+“利益绑定”+“文化强化”的三重策略。
很快，一次隆重的全体村民大会在长屋召开。高槿之没有回避问题，他用最直白的语言，分析了宏远方案的潜在风险——村民可能从主人变成雇员，文化可能沦为表演，森林可能被破坏。同时，他展示了“雨林织语”与“素缕”合作后预期的收入增长，诺罗规划的深度体验路线可能带来的更高附加值，以及正在起草的、旨在保障每一位村民长期利益的“社区发展基金”和“收益分配方案”草案。
卡朋长老则从文化和情感的角度发言，他动情地说：“孩子们，钱很重要，但有些东西，钱买不回来。比如我们脚下的土地，比如祖先留给我们的规矩，比如我们自己做主的这份硬气。如果为了眼前的几个钱，把这些都卖了，我们将来有什么脸面去见地下的祖先？我们的孩子，还会认得这个没有了魂的家乡吗？”
大会的效果是显着的。公开的坦诚交流，消除了因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的猜疑。对长远利益和文化根脉的强调，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的认同感。大会最后，以近乎全票的方式，通过了一项决议：坚决维护社区主导的发展模式，拒绝任何形式的资本吞并；并授权高槿之团队，继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代表社区与外界进行一切谈判。
就在村落内部凝聚力空前高涨之时，外部环境再次风云突变。
这一次，攻击来得更加隐蔽和刁钻。一篇署名为“独立观察员”的长文，突然出现在国内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财经类网络论坛上。文章没有直接提及“国家安全”或政治指控，而是以一种看似客观理性的笔调，深入“剖析”了高槿之团队推行的“社区主导型发展模式”。
文章承认这种模式在文化保护和社区赋能方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但随即话锋一转，从“商业可持续性”、“管理模式”、“风险控制”等多个角度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文章称，这种依赖于个别“外部专家”（影射高槿之）和传统长老权威的治理结构，缺乏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决策不透明，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和利益分配不公；所谓的“社区共识”可能掩盖了不同村民群体的利益分歧，是一种“低效率的民主”；项目过度依赖外部小众市场的“情怀消费”，抗风险能力差，难以实现规模效应和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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