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一片寂静。
“我手上这份材料，记录了近三年所有未经公示直接分配的住房明细。”她举起一张表格，“共一百三十八套。其中，四十七套位于东城区核心地段，市场估值平均每套高出同区域商品房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些房子去了哪里？去了领导亲戚、老同学、战友家属的名下。而排队五年以上的普通职工呢？还在筒子楼里一家五口挤一间房。”
她顿了顿，声音略沉：“我不是反对组织关怀困难职工。我反对的是，这种‘关怀’成了特权的遮羞布，成了利益输送的暗道。”
黎政梦终于忍不住：“有些情况特殊，当时是为了留住人才……”
“什么人才？”她立刻反问，“有个分房记录显示，一位刚入职三个月的司机，因其岳父是市交通局某处处长，便获批一套两居室。他本人既无职称，也无服务年限，连公积金都没交满一年。这叫留人才？还是留关系？”
黎政梦语塞。
“还有这笔账。”她翻到另一页，“去年七月，集团拨款八万元用于‘总部办公楼防水修缮’，但实际施工报价仅三万二，剩余四万八千元流向不明。经查，该工程由副总马兆先胞弟实际控制的建筑队承建，合同签订未经招标程序。请问，这是合规操作吗？”
没人回答。
尚宾缓缓放下茶杯，问：“你打算怎么办？”
“第一，建议成立独立调查小组，由纪检、工会与外部审计机构联合组成，彻查近三年所有重大资金使用与人事变动；第二，推动住房分配全流程公开，建立职工代表监督机制；第三，启动临时工转正评估体系，设定明确年限与考核标准，杜绝长期压薪现象；第四，设立匿名举报保护制度，防止打击报复。”
她说完，环视一周：“我知道这很难。动的是根子，伤的是利益。但我相信，真正为企业好的人，不会害怕阳光。”
会议室陷入长久沉默。
最终，尚宾点了点头：“我会向上级汇报你的建议。若获批准，京南集团将成为全市首个试行‘职工民主监督委员会’的企业。”
散会后，黎政梦在走廊拦住她。
“你知道你说的这些话，会让多少人恨你吗？”他低声问。
“知道。”她平静回应，“但也知道，会有更多人因此睡个安稳觉。”
他苦笑摇头：“你真是变了。以前那个见了领导低头走路的小姑娘，现在敢指着鼻子问责了。”
“我不是变了。”她说，“我只是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
周末，她带着整理好的材料去了卢俊毅母亲家。
老人住在城郊一栋老旧筒子楼里，楼道堆满杂物，墙皮剥落。见她进门，老太太激动得直抹眼泪：“我听说你们分到房子了！我就说嘛，我儿子娶了个好媳妇！”
“妈，”她握住老人的手，“房子的事解决了，但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我还带来了些东西，想请您帮个忙。”
她从包里拿出几份复印的住房名单，都是当年和卢俊毅一起进厂的老同事，至今仍住在集体宿舍或租住在郊区棚户区。
“这些人，都符合条件，却被各种理由卡住。我想发起一次联名申诉，需要有人牵头组织。您在厂里德高望重，大家都信您。您愿意站出来吗？”
老太太怔住了，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惧意：“这……这不是得罪人的事吗？”
“是。”卓明蓝点头，“可如果不做，下一代还得重复我们的苦。我不想我的女儿长大后，还要为一间房求爷爷告奶奶。”
老人看着她隆起的肚子，良久，重重叹了口气：“你说得对。我这把老骨头，也该为孩子们撑一次腰了。”
两人商量到深夜，拟定了初步名单与行动方案。临走时，老人拉着她的手说：“明蓝，你要保重身体。为了孩子，也为了我们这些人心里那点指望。”
***
一周后，一封署名为“京南集团一线职工二十人联名”的申诉信被递交至市总工会与纪检委。信中列举了十余项具体诉求，包括住房公平、薪酬透明、临时工权益保障等，并附有详实证据与签名按印。
媒体开始关注。
《工人日报》记者前来采访，卓明蓝婉拒露脸，只同意以文字形式发表观点。文章刊登当天，标题赫然写着：**《我们不是沉默的大多数》**。
网络尚未兴起，但单位阅览室里的报纸被抢阅一空。有人偷偷抄录全文带回家；有人在车间午休时低声传阅；更有退休老职工专门坐公交来集团门口，只为看一眼那个“敢说话的年轻女人”。
压力随之而来。
某日下班途中，她发现自行车轮胎被人扎破；次日办公桌抽屉被撬，部分原始资料失踪；还有匿名信寄到家里，写着“再闹就让你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