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徽州山路崎岖，陆行不便，想要在这里种地，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有新安江黄金水道可畅行无阻，由此至钱塘江再汇入大海，使得徽人离海颇近。
这给徽商建立了一个海商的基本条件。
于是外出经商，成了徽州最好的出路。
走南闯北，即便是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亦不无徽州经商之人，陆成安虽然没有详细了解过徽商，但不至于连古时三大商派的一支代表性的海商都不知道。
而陆成安对徽商印象最深的，就是大明海贼王——王直，一个传奇商人和海上霸主。
这位海贼王王直，不仅仅是徽商的代表性人物，在世界的历史上，至少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他具备极其崇高的历史知名度，日本人还给王直立了铜像。
因为是这位海上霸主把火枪这种技术传入了日本。
在我国的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更是褒贬不一，因为作为商人，王直拥有超越时代的眼光，要求大明朝廷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贸易合法化。
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王直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当然，这一点也有王直具备商人趋利的特点，海上贸易合法化，王直作为最大的海商，他的收益是少不了的。
为了表现出自己积极的态度，王直是主动配合当时的大明官府，十分卖力，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
这些战斗中，王直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
然而，王直的部下却不满足于此，不断引导倭寇袭击大明内地从中赚取灰色利益，随后王直无法彻底剿灭海盗，又无法约束自己的部下，大明朝廷失去了对王直的信任，认为王直养寇自重，别有所图。
双方闹翻后，王直为了避险，离开大明在日本定居。
之后，胡宗宪用自己的人品信誉担保，极力劝降招安王直，承诺王直归降，不会招来杀身之祸，结果王直信以为真，回到大明以后，大明经历了一番朝堂斗争后，反悔了之前的条件，王直因此被捕下狱，秋后问斩。
当然这个是大明朝廷的主意，跟胡宗宪无关，但是胡宗宪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全然忘记了自己之前的许诺装起了哑巴，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抗倭贡献上，也比较突出的胡宗宪不怎么为人所知的原因之一。
因为胡宗宪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官员，他的黑历史太多，翻出来你会发现这个人简直离谱。
他有能力，但是趋炎附势，在朝堂对着政治对手落井下石，胡宗宪当东南总督之前的前任总督张经，就是被严党所诬告，有功不赏还被冤杀，最后张经立下的功劳，还算在了胡宗宪的头上。
作为当事人的胡宗宪冒领了张经的功劳，光是这一点，胡宗宪就是洗不干净的。
此外，胡宗宪侵吞军饷、生活奢侈，有“总督银山”之称，更是严党派系的重要人物。
但是呢，他偏偏在抗倭上的功绩也有，甚至胡宗宪有一部《筹海图编》，是研究明代海防和抗倭斗争的重要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书中第一次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诸多岛屿列入沿海防区，可以说，这部书说明了钓鱼岛在明代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了。
这是胡宗宪的重大功绩之一。
很典型的有能力但是人品有问题的官员，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颇有能力的贪官，所以基本上抗倭只会提到戚继光，而不会提到胡宗宪。
这海商，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圈。
整个东南地区的沿海贸易所牵扯甚至是创造出来的利益、仕途不知道把多少人的命运卷入其中。
而徽商，就是这关系链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大晟王朝同样如此，徽商可不仅是资金充足那么简单。
现在最主要的两个产盐地区，两淮盐场和两浙盐场，都是给徽商带来了商机。
因为这两个地方一个在江苏扬州，另一个在浙江杭州，而徽州的地理位置距这两个地方较近，在运输上具有优势。
徽商拿银子买到了官家售卖食盐的渠道，在拥有盐引后，就能利用这两个盐场中的盐，售卖官府规定限量的食盐。
这占据了盐业的主要市场的，就是徽商。
由于距离海洋近，又跟中枢朝廷距离比较远，也出现了一批胆子大的徽商，他们那是铤而走险暗中弄私盐偷偷卖来牟取利益。
为什么会有徽商胆量那么大来找到陆成安。
陆成安想了想，原因无非是两种原因，一种是陆成安的背景问题。
他是南方人，他的父亲、叔父和家中的长辈因为某些事情争论不休愤而分家，分家过后，父亲和叔父住在一块儿，父亲死后以后，陆成安的叔父代为关照。
硬说的话，陆成安也是南方士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