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停车问题一旦解决，本加特内尔便把他的行李从菲亚特的车后箱中取出来，走向旅馆的入口。房子正面的墙壁看样子刚刚漆过不久，乳白色的星座图象悄悄地在它的一些角落中凸现出来，大堂中弥漫着一股石灰浆的气味，又涩呛又新鲜，使人想起变质发酸了的奶。在房子的四周，人们还能辨别出工程刚刚扫尾的某些痕迹，&nbp;停车场边上的一些筐箱中堆满了塑料废料，粘连成板块的水泥乱七八糟地堆在一个死角中。脑门上同样盖满了红斑的前台接待，一面焦躁不安地挠着右肩膀，一面在登记簿上证实着本加特内尔的预订。
房间很阴暗，不怎么讨人喜欢，脆弱而又跷脚的家具一副仿制品的模样，好似戏剧舞台上的道具，床显现出一个弯曲成吊床样的床绷，紧闭着的窗帘的大小跟窗户的&nbp;尺寸实在不相称。在一张坚硬而又令人丧气的长沙发上，一幅一塌糊涂的石印画表现的是某种类似百日草之类的东西，但是，本加特内尔的注意力没有在这些东西上&nbp;停留：他随手把行李一放，便径直走向了电话，他摘下听筒，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可能占线，因为本加特内尔做了一个鬼脸，挂上了听筒，脱下外衣，绕着行李箱转了一圈，却没有打开它。
几分钟之后，当他走进卫生间去洗手时，水龙头的一开一关，使水流一冲一歇，竟引起整幢房子的水管子全都跟着发出地震般的冲撞声，然后，从卫生间出来时，本加特内尔差点儿在方砖地上滑了一跤。回到房间后，他拉开窗帘，站在窗前，看到这窗户朝向一个天井，一柱子昏暗的空气，一段直径很小、顶头上满是污垢、令人生厌的烟囱。太过分了，大汗淋漓的本加特内尔又拿起了电话，叫了前台接待，要求换房间。接待员一面挠着痒痒，一面告诉了他楼上唯一一个空房间的号码，但是，旅馆的服务人员分明显得是那么的无精打采，竟没有人过来帮他提行李，以至于他还得亲自把行李箱搬上楼去。在楼上，展现出的是同样的一幕，所有的方面全都一样：本加特内尔还想打电话，但那一头总是占线。他差一点再次发作起来，但他强压住气头，他打开了行李箱，把衣物放到黑咕隆咚的壁橱中和松木柜子里。随&nbp;后，他打量了一番这个新房间，它简直就是第一个房间的可笑替身，好像就是长沙发上的石印画重印了一份似的：只不过这一次，图案上的藏红花赶走了百日草。如&nbp;果说，它的窗户单调无聊地朝向着停车场的话，那么它至少还能让阳光洒进一些来，至少还能使本加特内尔从窗口一瞧就能瞧见他的那辆车子。
恰巧，我也是医生，埃莱娜稍晚些时候将回答说，不过，这么说并不确切。此外，现在不再是了，我是说，我现在不从医了。此外，她从来没有医治过任何人，她更喜欢基础研究，而不是重复的病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份遗产另加一笔生活费，使她得以在两年前最终放弃了医学研究。她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硝石库医院，从&nbp;事免疫学研究，我寻找抗体，我观察它们是不是存在，我计算它们的数量，我试图看清楚它们像什么，我分析它们的活性，你明白了吗?当然啦，反正，我觉得明白了，姆努斯肯迟迟疑疑地说。在本加特内尔换房间之后，按照萨拉大夫许下的承诺，两天之后，轮到姆努斯肯换房间了，他换到了两层楼底下。
它跟先前的那间病房相当相像，但是，比以前大了一倍半，因为放了三张床。房间里摆放的医疗器械少多了，墙壁是一种很浅的黄颜色，窗户不再开向任何一棵树，&nbp;却朝向一栋平凡的砖楼。姆努斯肯的邻床，左边那位是个健壮如牛的阿里地区人，外表看来十分健康，姆努斯肯后来一直没弄明白他到底有什么病，竟会住在这&nbp;里，他的右边是一个略微羸弱的布列塔尼人，很像是患远视症的原子学家，总是俯身读着一本画报，为心律不齐而痛苦不堪。不常有人来看望他们，心律不齐者的母&nbp;亲来过两回听不见他们咬着耳根的窃窃私语，没有截获任何情报，阿里地区人的兄弟来过一次扯着大嗓门评论一场异乎寻常的比赛，只有很少的一点点情&nbp;报。其余时间里，姆努斯肯与他们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将局限于电视节目的选择和音量大小的控制上，讨价还价。
埃莱娜每天都过来看他，姆努斯肯一如既往地不显现出待她特别热情的样子，当她推开病房的门时，他绝不表现出一丝丝的幸福感来。并不是因为他对她心存芥蒂，一点儿都没有，却是因为他心不在焉。同一病房的邻床则相反，从年轻女郎初一露面起，他们就显得很亢奋。随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每一次都垂涎三尺地盯着她看，各自以各自的方式——阿里地方人们的直面不讳，直目而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