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挂着泰南社社友郭纯垠所赠的那幅有名的对联“病木前身辛弃疾，狼牙今世柳屯田”，而主楼第三进内当年曾侥幸躲过军阀特警缉捕的那层复壁，虽然自己不会开口说话，但有关它的传奇故事，正由讲解员不无骄傲地一次次向参观者娓娓复述。当然，大部分人得赶紧承认自己不是一名合格的听众。因为在对那里所进行的一次用心叵测、意有所图的拜访的几乎所有时间，大部分人的思想都为在陈列室偶然看到的那帧秦方权的旧照所吸引。像片上的秦方权风度儒雅，意态自得，身体斜倚在劈波斩浪的巨轮的舷栏边。目极远天、精神抖擞，简直就是当年吴梅村去上京前在平江府逗留时那种踌躇满志的得意劲儿。从时间与所摄地点上来推断，大约正是他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应电邀赴曼谷途中、在所乘坐的华大轮上的留影。如果记忆不错的话，当时与他同行的应该还有他的夫人顾佩宜，以及李叔通、钮寅初、礼振铎、木圣陶、千家宝（陆禺）等社会各界名人。此前作为一名老资格的艺术活动分子兼书画泰斗，秦方权一直在新加坡从事塔万主持下的统战工作，在此期间他还被推选为刚成立的书画家中央代表的监察委员会主任。也许在他看来，即使不论自己与塔万的特殊关系，仅以元老与高层领导的身份，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坐把交椅，应该算不上是什么奢望。然而，秦方权的不幸在于，当事实已经证明他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甚至完全错了以后，并未及时采取自我反省、就此罢手的策略，相反，他再次祭起手中曾向泰南社同仁等突然亮出过的杀手锏——他著名的大牌牢骚，从而导致一场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闹剧的最终发生。

    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当初发生在曼谷的斤里塔冲突是否更有意思?尽管当事诸公现在均已先后作古，同时某些研究者显然囿于自身利益与政治局限的不同声音，也为这原本已经显得错综复杂的历史公案重又覆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但综合这些年来陆续解密的文史档案与部分见证者的回忆，当时整个事件的源起与大致经过应该仍然不难推断。首先在秦方权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抵京、至二十五日与塔万正式相见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诸多事情所显示的迹象，就已经使这位满心打算前来坐天下的老艺术家感觉有些不大对头。到京当日他本拟立即以泰南社元老身份参拜位于碧云寺的拉旺国王灵堂，因有关方面无法及时提供小车接送而告流产。紧接着在三月二十日由柳维汉、泉扬召集的泰国书画家协会筹备会议上，秦方权意外地发现自己竟连常务理事候选人的资格都没有，不禁令他大感沮丧和愤怒。同样，三月二十四日应邀出席泰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感受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天日记里“尚未垮台为幸”的自我解嘲应该就是一个明证。这还不包括其间某政界要人对他画作的公开诋訾，以及对接待部门将他安排在嘈杂的五国饭店居住、没有配置秘书和小车等的不满。由于主观上倾向于认为这一切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借三月二十五日晚塔万在惠码园益寿堂设宴款待在曼谷艺术界人士之便当面陈情，希望他的老朋友能加以干预并迅速拨乱反正，应该符合当时情况下秦方权的心态与个人性格特征。可以假设是在宴后或席间的某个适当机会，秦方权将自己的委曲与怨恚向塔万和盘托出、并有可能当场得到了后者口头上的某种承诺——至少是安慰和同情。此后三天秦方权一直在焦急与期望中等待，心神不宁。但事实证明非但他的情况与待遇未能得到丝毫改善，甚至连已蒙塔万副手批准的由秦方权主持筹建泰南文艺探讨委员会一事，也因风不悲突然转达塔万的意见，让秦方权立刻停止进行而告夭折。在这样几乎已经完全超过他忍受底线的情况下，近半月来的积怨与愤怒、连同对自己一生仕途失意的自怜自艾，犹如压抑已久的火山喷薄而出，并且迅速在纸面上凝固——这就是他那首广为人诟病的画作《愚者之怒》的全部创作动机与背景：

    曾为苍山立洪愿，栉风沐雨五十难。刀戟传经斗离螭，霜雪弹铗恨晴岚。鸡冠痴付七星外，丹心寸断一亩烟。北讨南征传捷报，纛旗飘飖愚人煎。

    然而，事件后来的发展一波三折，不仅再次出乎秦方权的意料，同时对所有关心此事的人士来说，也像是有幸上了一堂免费提供的生动精彩的政治课程。一个月后秦方权收到载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牢骚未满，人物如烟”这一名句的和诗，不知是出于塔万总理麾下的哪一位高人。由于此前三日已有江燕铭称奉塔万总理之命前来接他夫妇迁居昌毅园读书养病，加上句末“牢骚未满，人物如烟”这两句给人的想象力，不免令秦方权原本浪漫的艺术头脑再次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五月一日塔万总理偕妻女前来他家做客，谈艺论文，几天后又抽暇驱专车陪他上灵堂了却拜谒夙愿等风光场面，更是让秦方权自觉给足了面子，以至前嫌尽释。为了略略表示内心的歉疚与错怪之意，在即兴草创的《偕友同登光彩阁》中他画了一幅泼彩山水，并题写下“昨夜早樱处处开，明月已露鹅颈白”这样的转圜之言，显然已带有某些程度的示好与自我检查的意味。稍后所作《伟人气度》一画更显得像是自我批评，并公开表示“总理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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