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太好色，最严重的是，太贪婪，他们会为了一点银两将自己的女儿、姊妹，甚至妻子，转让给觊觎她们的男人。

    类似这样的虚构技巧，在十六世纪的乌托邦中变得屡见不鲜，其中包括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正式确立乌托邦的地位)、约翰·艾弗林曾提过的弗兰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提斯》以及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就在笛福仓促将其有关中国的负面评论付印时，孟德斯鸠在法国也正在撰写《波斯人信札》，并在1721年出版后，立刻大为畅销。孟德斯鸠在书中，采用了曼德维尔模式，塑造了两名中东访客，针对法国社会的荒谬现象予以坦白批判。孟德斯鸠同时也从自己过的大量读物中攫取资料，尽可能翔实地呈现中东社会。几年之间，其他法国作家开始引用中国而非中东，作为批判自我文化的借镜。

    而在不列颠，正在力争上游的自由投稿作家奥利佛·戈德史密斯，也决定从同一个宝藏内挖掘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