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静看着许乐认真的样子很是骄傲的说道：“我们比较同意后一种说法。两都或多都并存的现象，在西周以后是很常见的，当然，根据不同的时代或许有所侧重而已”。
“谢谢，金老师，我还有个问题，您怎么看待李三齐先生的一些疑问啊”？许乐认真的看着这位对有商一代文明研究深厚的学者。
李三齐先生在人生最后一本回望《安阳》的著作中提出的重要疑问是当今每个考古学家和每个研究大商历史的人，甚至是研究前三代以及文明史的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李三齐，华夏金现代考古谁都饶过不去的人物，殷墟、城子崖遗址都是在三齐先生的主持下挖掘的，他在《安阳》的书中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个问题或者说是疑点也是“华夏文明西来说”的纠纷。在他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中，这些疑点一直作为未能破解的事实存在着，是为殷墟之谜。
一、殷墟武器之谜。他就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铜器之形制加以研究，指出其中仅“戈”为在华夏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它武器都是在殴洲有独立成长历史的兵器。也就是说，华夏的武器发展史在此之前的武器只有戈有其发展史，而矢矛刀斧均为只在殴洲有发展史的兵器。
二、殷墟盛器之谜。就殷墟出土之陶器和铜器的型式详加比较，得出结论，殷墟铜器其实是仿自殷墟陶器，而殷墟陶器，又衍用的是仰韶、龙山的形制。殷墟铜器之型式，不能比殷墟陶器更早，因而李三齐怀疑殷墟以前的华夏并无单独发展的青铜器，而青铜器在殷墟时代的突然兴盛，十分可疑。比如殷墟侯家庄帝王陵墓pk一零零一大墓椁顶一种“肥遗”怪兽图案，和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考证都渊于美索不达米亚。当然作为严谨的考古学家，李三齐先生将疑点列出，但是在没有更有利的证据之前，只能说“这种相似……难以想像。”
三、殷墟车马之谜。殷周之际，已能够征集民间所有车辆用为主要攻战之具，黄河流域封建大帝国的形成，实有赖于此。但两车，“极四马之力，致千里之远”，马车的轮毂辔衔接续连缀之处，只能依靠金属（青铜）连接，两车产生于铜器产生之前很有可能，但其普遍使用必然在有铜器之后。华夏古代，两车其型式跟巴比伦遗物上的图画并无差别。而巴比伦的两车，是公元前三千年的事，其时代比殷墟要早。另外龙山、仰韶遗物中并没有发现青铜与车马饰具，而龙山文化与殷墟时代不过相隔短短数百年而已。如果青铜器与两车，为东西方各自独立的发明与演化，在短短数百年间应该没有可能毫无踪迹可寻。因而李三齐认定冶铜技术和两车都是由西方输入华夏的，“当已无可致疑”。
四、殷墟头骨之谜。殷墟中出土了大量殉葬坑，坑内埋葬了大量尸骨，据猜测为“奴隶殉葬”之用，但李三齐先生介绍了杨希枚先生对殷墟人头骨的测量结果：
第一组头骨为古典的“类蒙古人”种，与布略特人相似。举例三零具。
第二组头骨为“太平洋类黑之人”种，与巴布亚人相似。举例三四具。
第三组头骨为“类高加索人”种，与英格人相似。很少，仅举例两具。
第四组头骨为“类爱斯基摩人”种，举例五十具。（也即蒙古大人种下的北极类型）
第五组头骨为无法定类型，举例三十八具。
李三齐先生接下来分析了这个测量结果的意义，他认为其中的二、三组的人骨都是有商一代的敌人，不能代表商族，其人种特征与卜辞所反映出的羌方、鬼方、土方的位置相合。最后的结论是：“很早以来，华北平原是许多不同民族的支系汇集的地方，而原始的华夏人群就是部分地由这些民族集团融合而成的。虽然如此，我们应当记住，在这些支系中占优势的无疑是蒙古人种集团。”
但是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我们不能从遗传学上证明现代华夏人与本土智人（如山顶洞人、京都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和史前时代的本土智人并不同种。
李三齐的这些问题提出来之后，迅速引起世界的轰动，从而造成了很多乱七八糟的说法，其中最大的说法就是华夏文明只有三千年的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