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韦伯写的，落款是汉娜，那个跟着韦伯来中国的年轻女博士后，金发，低马尾，全程几乎没说过话。邮件很短：
“曼因斯坦教授，我是汉娜，韦伯教授的学生。上周在中国，我看到了你们的数据。回德国后我把我们实验室过去五年的数据重新看了一遍，发现有三项独立的研究中出现了与你们观察到的原细胞激活类似的现象。当时我们把那些现象解释为‘非特异性反应’或‘背景噪声’，没有进一步深究。现在我怀疑我们可能漏掉了重要的东西。韦伯教授让我问您：如果我们把原始数据寄过来，您是否愿意帮我们重新分析？”
曼因斯坦把邮件转给了杨平，附了一句话：“教授，韦伯的团队在过去的实验数据里找到了我们现象的影子。”
杨平的回复：“不是影子，是同一个现象，不同角度。他们看到了，但没有认出来。就像你当初在m21身上看到的一样。这些东西一直在那里，只等着有人把它认出来。其实我们并没有创造什么，只是发现了原本存在的东西。整个过程是认识，不是创造。”
曼因斯坦看着这段话，想起了m21。
那只被他们叫做“惊喜”的猴子，它的恢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作一个“意外”。不是靶向干预组的成功案例，不是机制研究的重点，只是一个脚注，一个“顺便提一下”的异常值。如果不是那次深夜的重新染色，如果不是他坚持用双皮质素和Neurod的双重标记，那些红色的、正在迁移的、正在修复的细胞可能永远沉睡在蜡块里，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存在。
那天晚上，曼因斯坦坐在显微镜前，双皮质素的染色结果在视野里亮起来的时候，他以为是看错了。调了焦距，再看。再调，再看。不是背景染色那种模模糊糊的灰红，是干净的、浓烈的、像火焰一样的红。成百上千个阳性细胞从损伤区域向外延伸，排成一条一条的链，像是迁徙中的鸟群。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是怀疑。是不是抗体出了问题？他反反复复查了实验记录，翻出阴性对照，又找了弗里茨来复核。弗里茨是实验室的老技术员，干了快三十年的组织染色，什么切片没见过。他把切片放上显微镜，调整焦距，沉默了大概十几秒钟，然后抬起头看了曼因斯坦一眼，那个眼神不是惊讶，是一种很复杂的、带着某种敬畏的东西。
“这不是染错了。”弗里茨说。
双重标记的结果出来那天，整个实验室的人都围过来了。两张荧光照片并排放着，左边是双皮质素，右边是Neurod，阳性的区域几乎完全重迭。那些亮着的细胞在黑暗的背景上像一盏一盏灯，沉默地亮着，像是在说：我们一直在这里。
曼因斯坦给汉娜回了邮件：“把数据寄过来。”
三天后，一个快递箱从德国寄到了三博研究所。里面是三个移动硬盘，总容量4TB，装着一个实验室过去五年所有的原始数据。曼因斯坦把硬盘接上电脑，打开第一层文件夹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
杨平走过来，站在他身后。屏幕上是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文件夹列表，最早的日期是五年前。五年的数据，数千次实验，上万张显微照片，数十万个数据点。韦伯把全部原始数据寄了过来，没有任何保留。
“他这是把家底都搬出来了。”杨平说。
“不是搬出来，是交出来。”曼因斯坦说，“他信任我们。”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曼因斯坦自己都觉得有点重。学术圈不是没有信任，但那种信任通常是有限度的。实验室之间可以合作，可以数据共享，可以互相审稿，但很少有人会把全部原始数据，包括那些被判定为“无效”的、被标注为“异常”的、被归档在“废弃”文件夹里的数据，毫无保留地交给另一个实验室。
韦伯不是在做合作，他是在投诚。
曼因斯坦把任务分给了实验室里的五个人，每人负责一个年份的数据。克拉拉负责电生理，汉斯负责行为学，奥古斯特负责组织学，弗里茨负责动物房记录，曼因斯坦自己负责所有数据的整合与交叉验证。每天下午三点，五个人聚在会议室里，每个人用十分钟汇报当天的发现。
很快，克拉拉在她负责的数据里发现了一个被标注为“异常值”的电生理信号。原始记录上写着：“m44，术后第二十周，下肢出现不规则的肌电活动。可能与电极placement有关，建议排除。”克拉拉把那一段原始波形调出来，放大，滤波，和曼因斯坦团队记录的新生电位波形做了对比。几乎一模一样。
“这不是电极placement的问题。”克拉拉说，“这是原细胞激活初期的电生理表现，持续了至少四周，然后被当成噪声清理掉了。”
奥古斯特在组织学照片里发现了一组被标注为“非特异性染色”的免疫组化图像。原始的实验目的是标记某种特定的神经元亚型，但在损伤周边的区域出现了大量散在的、形态不规则的阳性信号。当时的结论是“抗体交叉反应，无生物学意义”。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