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基于实时数据,但我们可以接受数据在欧盟境内做镜像存储,接受联合监督。在坚持

    我们的原则的同时,我们要适当展示灵活性,熟悉我们目标市场的规则,只是用强硬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他顿了顿,声音转冷:“但有一点要明确:如果EmA坚持完全的数据本地化存储,导致治疗决策延迟,影响患者安全,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欧洲市场的优先级,毕竟,世界上需要这项技术的,不只是欧洲。所以,我们在应

    对规则的同时,也要推动舆论的波澜。”

    这是一个微妙的威胁,暗示可能优先考虑亚洲、非洲、拉美等对数据流动更开放的市场。

    声明发出后两小时,黄佳才接到了施耐德的电话。

    “黄先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很遗憾。”施耐德的声音听起来很诚恳,“EmA的立场不代表我们的立场。我们依然希望与锐行合作。”

    “但你们是推动这个议题的主要力量之一。”黄佳才直截了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们是提出了关切,但没想到EmA会如此强硬。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说行能与我们合作设计数据解决方案,既能满足监管要求,又不影响治疗,我们就能向EmA证明,合作是可行的。”

    “所以这是一个‘创造问题再解决问题”的游戏?”

    “商业世界有时就是这样。”施耐德没有否认,“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锐行展现出灵活性,我们会全力推动方案通过,我们在EmA内部的影响力,比您想象的要大。”

    挂断电话后,黄佳才陷入沉思。

    施耐德的话半真半假,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欧洲巨头确实有能力影响监管,既能让事情变糟,也能让事情变好,关键在于价码。

    他打开电脑,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提案:《关于建立中欧医疗数据安全互信框架的联合倡议》。核心内容:在法兰克福建立K疗法欧洲数据中心,作为中国主数据中心的镜像;成立由中欧双方各五名专家组成的独立监督委员

    会,负责数据访问审计;患者有权选择是否将匿名化数据用于科学研究。

    这份提案既满足了数据本地化存储的要求,又保证了治疗团队的数据访问权,还赋予了患者选择权。更重要的是,它把数据问题从“中欧对抗”变成了“技术解决方案”。

    黄佳才把提案发给施耐德,附带一条信息:“如果你们能在一周内推动EmA接受这个框架,你们将在欧洲合作伙伴评估中获得额外加分。”

    开拓国际化市场不能靠强硬和一腔热血,而需要策略,需要国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