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对与会其他各国来讲，都只能说算是惨淡收场。英美列强，没有得到应有的体面，而作为会议讨论的焦点，日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弱国无外交，从来都如此。在对日问题上，苏联与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会上尽管有苏联支持中国，但是苏联却并没有话语权，无法对会议的结果产生丝毫影响。九国公约会议结束后，南京政府再次把获取国际援助的期待眼光投向了苏联。11月26日、28日、29日，南京政府给在莫斯科的代表杨杰接连发出三封急电，命令迅速向苏方表明中方抗战到底的态度并紧急求援。11月30日，蒋介石委员长亲自致电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苏联方面，除了早先的承诺，却是并没有丝毫的实际行动。但是，不管苏联方面有没有支持中国抗战的实际行动与真实意愿，这个所谓的希望似乎仍然存在，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至始至终存在于南京保卫战的指挥决策之中，成为保卫南京万千中国军人生死存亡的最大变数之一。